1929年，许地山和第2任妻子周俟松结婚，岳父断定许地山是个短命鬼。周俟松却执意要嫁。没想到多年后，父亲的话一语成谶。
老舍与许地山的初次相识发生在1922年春季。那时，北京缸瓦市的基督教堂开设了英文夜校，老舍报名参加，并常常到教会帮忙。在这里，他认识了频繁光顾教堂的许地山。那年，老舍23岁，而许地山大他五岁。在许地山的鼓励下，老舍开始尝试写小说。初时，老舍信心不足，常常把写出来的几段拿给许地山朗读。 许地山听后总是笑着鼓励他：“可以，继续写！”一年后，老舍的首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诞生，许地山建议他把作品寄回国内。几天后，带有许地山推荐信的包裹顺利送达上海，《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收到了这篇作品，几个月后，这篇小说便在刊物上发表。老舍去了一家中国饭馆，吃了一顿杂碎，算是犒赏自己。从此，他在文坛慢慢崭露头角。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49岁。得知噩耗后，老舍深感痛惜，他撰写了《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表达自己对许地山的敬仰与思念。文中他回顾了与许地山的交往与友谊，称许地山为“性格可爱、才华横溢”的人物。 许地山于1893年2月出生在福建龙溪。父亲许南英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曾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担任台湾筹防局统领，临危受命奋力抵抗日寇侵略。台湾被占领后，许家举家迁回大陆，定居福建漳州。许地山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年少时便被誉为“神童”。 辛亥革命前夕，他受哥哥影响，剪去辫子，开始与清朝决裂。1921年，他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郑振铎、周作人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个社团在新文学运动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创办了影响深远的刊物《小说月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一年的香港，夏日炎炎。周俟松独自坐在书房里，望着墙上丈夫许地山的遗像，眼前浮现出十二年前父亲说过的那番话。那时父亲曾指着许地山的照片说，这个人与北大校长范源濂太过相像，举手投足都像极了范先生，恐怕也难以长寿。如今，四十七岁的许地山确实驾鹤西去，父亲的预言竟一语成谶。 时光倒转到一九二八年。那是个平常的下午，周俟松去拜访一位老友。谁知在友人家中，她遇见了正在访客的许地山。那时的许地山已是燕京大学的知名学者，却因原配夫人病逝而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席间谈话间，许地山学识渊博又不失风趣，让在场宾客都为之倾倒。对于周俟松来说，这次偶遇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一年的相处让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谈到了婚嫁。然而，当周俟松将此事告知父亲周大烈时，却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周大烈是清末民初颇有名望的诗人，他早年曾与范源濂共事于北大。范源濂虽是一代名儒，却英年早逝，仅活到五十二岁。在周大烈看来，许地山与范源濂不仅面相相似，就连为人处世的气质都如出一辙。 周大烈见女儿主意已定，最终还是松了口，但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婚后家中大小事务必须由周俟松做主；其二，若生育男孩，需随母姓周。这两个条件，许地山都欣然应允。一九二九年，两人终于走入婚姻的殿堂。婚后的周俟松在北京女高师附中任教，同时也将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许地山的妻子周俟松曾这样形容他：“地山在生活上简朴，一无嗜好……他喜爱与劳动人民接触，真诚谦虚，尽力履行义务，始终淡薄权利。”在他的孩子眼里，许地山则是一位和蔼可亲、充满爱心的父亲。许地山的儿子周苓仲回忆道，家中经常进行一些嬉戏游戏，妈妈当母亲，兄妹俩扮演小鸡，而爸爸则是老鹰，常常把他们捉住，开怀地打打屁股。 当许地山病逝的消息传来时，许多社会名流和团体纷纷表达悼念，宋庆龄第一个送来花圈。书画家叶恭绰、银行家周寿臣、外交家颜惠庆、戏曲艺术大师梅兰芳、香港知名学者陈君葆、画家徐悲鸿等近千人前来悼念，香港大学为他降半旗致哀，港九钟楼鸣钟致哀。 许地山深得人们的敬仰，不仅因为他在人生中的成就，也因他待人真诚、学识渊博。在香港大学任职期间，许地山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充实课程内容，参与各类社会文化活动，为香港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他不仅忙于工作，仍坚持创作，撰写小说、学术文章，并编写剧本。七七事变后，他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走出书斋，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许地山的第一任妻子林月森在家中排行第六，而许地山却常常亲切地称第二任妻子周俟松为“六妹”。这些年来，许地山和周俟松之间有许多信件往来，其中一封信里写到：“今天是九号，从香港到此为一千四百四十四里，足足走了五天五夜，大概要后天才能开船到槟榔屿。到仰光还得七天，届时再通知。夜间老睡不着，不如相见时争吵来得热闹，下一封信，咱们争吵好不好？”许燕吉回忆说，母亲是非常强势的人，而父亲则显得较为柔弱。在当时交通不便的年代，出国旅行的船程漫长，而在船上，许地山常常写下许多信件，给家人传递思念与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