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语出惊人：别管华为有多厉害，其实我们没掌握核心技术，他甚至还称，如果美国不卖半导体芯片给我们，我们的技术是很难发展的。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曾有人言科技没有国界，知识应当跨越国界自由流动，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现实却揭示了科技不仅有国界，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了国家之间博弈的重要筹码。科技封锁已不再是稀罕事，尤其是涉及到工业产品和高科技技术时，这种封锁更为常见。从限制高端芯片的出口到禁止向中国企业提供芯片制造设备和技术，这一系列的举措对我国科技产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的遭遇尤为突出。作为全球领先的通信技术企业，华为在5G技术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却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无端打压和封锁。这些国家不仅禁止华为使用其芯片技术，还施压其他国家不允许华为参与5G建设。实际上，核心技术并非我们可以轻易引进或购买的，如何突破这一瓶颈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今，尽管我国在多个领域频频传来喜讯，尤其是在航天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半个世纪前，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已经设想出了中国的载人航天计划“曙光一号”，但由于当时综合国力和工业制造水平的落后，“曙光一号”最终未能付诸实践，留下的是一张张构思图和一些未完成的试验。 这样的历史背景让人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国如今能够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也让人更加认识到，科技的发展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不断的技术突破。刚与新冠病毒接触时，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中国社会的应对显得仓促而艰难。然而，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努力，从医疗物资的迅速生产到疫苗的研发，中国在抗疫方面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2024年5月的一场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现状发表了一番引人深思的见解。他指出，尽管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仍需要清醒认识到，在半导体领域的核心技术方面，中国与国际领先水平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差距。这番话一经发布，立即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引发广泛讨论。 黄益平教授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他直指当前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中的痛点。在过去几年里，华为确实在手机、通信设备等领域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然而，就像黄益平教授所言，如果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芯片，中国的技术发展将面临重大挑战。这种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性，正是中国半导体产业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现状呈现出明显的＂两重性＂特征。在应用创新方面，中国企业表现出色，在人工智能、移动支付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但在最基础的芯片制造工艺、核心装备、关键材料等方面，与全球领先企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数据显示，中国集成电路的自给率在2023年仅达到16%左右，大量高端芯片仍然依赖进口。 事实上，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态势也反映了全球科技竞争的新特点。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芯片已经成为各个领域创新发展的基础支撑。在此背景下，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竞争，更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较量。 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上，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原子城。这座城市建于1958年，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发基地，原名“国营二二一厂”。如今，漫步在这座小城中，走过斑驳的办公楼和厂房，看到那些已经褪色的红色标语，人们依然能感受到那段充满激情和奋斗的历史。 正是在这简陋的办公室和试验场，王淦昌和年轻的科研人员成功找到了雷管爆炸的原因，并解决了爆轰试验中的关键问题。就在这些老旧的设备和机床上，厂里最有经验的工人们车出了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弹头，迈出了核武器制造的重要一步。许多像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一大批科学家、技术人员以及解放军官兵，在这里为祖国默默奉献，他们不仅做出了巨大的科研成就，也为中国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 在“中国能不能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批从国外归来的有着高度爱国情怀的科学家，他们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有创新精神和技术能力的年轻科研人员。核武器的研制过程无疑是艰难的，特别是在其中的四大步骤中，第一个要解决的便是理论设计问题。 最初的理论设计中，十几位年轻科研人员为了计算所需的数据，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工作，整整一个月后，他们得出的结果与苏联专家的数据相差很大。接下来，朱光亚、程开甲、彭桓武和郭永怀等科研人员继续奋斗，他们三班倒地工作了三个月，进行了三次计算，但数据依旧不正确。 直到第八次、第九次计算，结果依然未改。最后，周光召经过反复审核，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做出了决定：苏联的数据是错误的，而中国的计算结果才是正确的。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九次计算”最终揭示了原子弹爆炸过程中的物理规律。当理论设计问题解决后，接下来是实验研究、生产制造和现场试验等多个环节，这些工作需要无数人齐心协力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