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姻法，我想酣畅淋漓地替女性说一次话 来源:未央看点 新婚姻法实施，女性将何去何从？——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的隐忧与不公 2025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正式施行。这部被称为“婚姻家庭领域裁判新标尺”的司法解释，表面上以“平衡保护各方利益”为名，却在诸多条款中暗藏对女性的结构性压迫。从房产分割到家务劳动补偿，从子女争夺战到财产赠与规则，女性的权益在“公平”的幌子下被悄然稀释，婚姻的枷锁在法律的缝隙中愈发沉重。 一、房产归属：父母出资的“铁幕”与女性的财产权剥夺 《解释（二）》第八条明确规定，若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全额出资且未明确约定赠与双方，房产可判归出资方子女所有，仅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对另一方予以补偿。这一规则看似保护父母财产权益，实则成为女性财产权的致命陷阱。 在中国传统婚恋观念中，男方家庭承担婚房购置责任仍是主流。一旦婚姻破裂，若男方父母以“全额出资”为由主张房产归属，女性可能仅获得象征性补偿。例如，在典型案例中，徐某父母全款购房后登记至夫妻名下，离婚时法院判决房屋归徐某所有，仅补偿妻子70万元（房屋市价300万元）。婚姻存续期间女性对家庭的付出（如家务、育儿）被简化为“补偿数额”的次要考量，而房产作为家庭核心资产的增值利益却被完全剥离。更讽刺的是，《解释（二）》甚至允许法院在补偿时“低于出资比例”，例如父母出资80%的情况下，补偿比例可能仅为10%。这种“出资至上”的逻辑，将女性在婚姻中的经济地位彻底矮化为依附者。 二、家务劳动补偿：空洞的正义与价值的隐形 《民法典》第1088条首次确立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但《解释（二）》虽细化补偿标准，却未解决核心问题：如何量化女性在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司法解释将“补偿数额”与“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挂钩，却忽视了家庭主妇的隐性贡献——从育儿到赡养老人，从情感支持到社会关系维系，这些劳动的价值远非人均收入所能衡量。 更令人不安的是，补偿的主动权仍掌握在法院手中。若女性无法提供“投入时间、精力”的量化证据（如日常记录），其诉求可能被轻易驳回。而男性作为“给付方”，其“负担能力”反而成为降低补偿的理由。这种“既要女性牺牲事业承担家务，又否定其劳动价值”的双重标准，本质上是对性别分工不平等的法律默许。 三、过错惩罚：道德审判下的性别失衡 《解释（二）》第七条明确，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可能少分或不分财产，表面彰显了对婚姻忠诚的捍卫，实则暗含对女性的道德绑架。实践中，男性出轨后转移财产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女性举证“违背忠实义务”的难度极高——聊天记录可能被质疑真实性，转账记录需证明“不正当关系”目的。反观男性，若以妻子“不顾家庭”为由主张其“过错”，却可能因家务劳动价值未被量化而获得支持。 更值得警惕的是，司法解释将“抢夺、藏匿子女”作为抚养权归属的不利因素。在离婚纠纷中，男性往往通过经济优势抢夺子女，而女性因经济弱势被迫妥协。尽管《解释（二）》允许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执行难、举证难的问题仍未解决。当女性为争夺子女陷入漫长诉讼时，社会舆论早已将其贴上“偏执母亲”的标签。 四、离婚逃债：女性经济安全的二次绞杀 《解释（二）》第三条允许债权人以“损害债权”为由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条款。这一规定本为打击恶意逃债，却可能成为压迫女性的工具。若男方婚前负债，离婚后债权人要求重新分割财产，女性本已分得的少量补偿可能被强制追回。而司法解释中“严格把握撤销标准”的模糊表述，反而加剧了女性在财产分割中的不确定性。 典型案例中，男方将财产转移至妻子名下逃避债务，法院支持债权人撤销条款。然而，当女性本身是债务无辜方时，法律却未提供豁免机制。这种“一刀切”的规则，让女性成为男性经济风险的连带牺牲品。 五、出路何在？重构法律中的性别视角 《解释（二）》的出台，暴露了立法者对婚姻家庭关系的陈旧认知——将女性默认为“被保护者”而非“平等主体”。要打破这一困境，需从三方面重构： 财产分割的性别审计：引入“贡献综合评估机制”，将家务劳动、情感投入等纳入房产分割权重，而非单纯依赖出资比例； 补偿标准的强制量化：参照国际经验，制定家务劳动时薪参考值，确保补偿与女性实际牺牲对等； 过错举证的制度支持：建立家事调查官制度，减轻女性举证负担，避免道德审判沦为性别压迫工具。 免责声明:图文来源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