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他临终前对妻子和孩子说：“杀害小华北的凶手还没有找到。我死不瞑目！如果案子有进展，一定到我坟前来，告诉我这个案子破了没有……” 1941年的夏天，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刘伯承将军当时正在太行山区指挥抗日战斗，而他的妻子汪荣华已经临近分娩。 太行山区形势复杂，日军的＂扫荡＂行动不断，八路军部队随时可能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即将临产的孕妇和一个新生儿无疑会给军事行动带来诸多不便。 经过多方打探，部队里的战士向刘伯承推荐了一个名叫马池滩的小山村。这个偏僻的山村虽然条件艰苦，但远离日军活动区域，相对安全。 就在汪荣华被安置在马池滩村的几天后，伪军突然来村里＂扫荡＂。接生的村民们只能让临产的汪荣华躲在村里的一个驴圈里。 在这个简陋的＂产房＂里，刘伯承的二女儿降生了。新生儿的啼哭声打破了战火中的宁静，也给这个艰苦的年代带来了一丝希望。 考虑到战争环境下部队随时可能转移，刘伯承决定为女儿取名＂华北＂。这个名字既是对当时所处战区的纪念，也寄托着他对华北地区早日光复的期望。 然而，战争年代的残酷现实不允许将军和夫人亲自抚养这个可爱的女儿。经过慎重考虑，他们决定将女儿暂时寄养在当地一户农家。 这户农家的主人叫彭双贵，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他和妻子吴氏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为人善良，深得军民信任。 在彭家的日子里，小华北得到了如同亲生女儿般的照顾。彭双贵夫妇不仅没有因为她是寄养的孩子而怠慢，反而更加细心呵护。 彭家的儿子后来回忆说，他的父母对华北特别疼爱，给她最好的食物，为她准备最暖和的衣服。即便是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年代，他们也从未亏待过这个寄养的女儿。 这段寄养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三年。在这期间，刘伯承夫妇虽然因为战事繁忙无法经常探望女儿，但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女儿的情况。 1944年的冬天，随着形势的变化，刘伯承派人接华北回延安。临别时，彭双贵夫妇依依不舍，吴氏特意为华北缝制了一件新棉袄，还给她准备了两个热鸡蛋作为路上的干粮。 1944年冬天，刘华北来到了这个特殊的托儿所。这里不仅有她的哥哥刘太行，还有许多革命家庭的子女，大家在一起生活、玩耍。 托儿所的安保工作一直很严格，每天都有专人负责巡逻值守。然而到了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表面上，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但实际上，国民党已经开始秘密布局，派遣大量特务潜入解放区。 托儿所的工作人员经常发现，在附近的山坡上时常出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这些人衣着光鲜，明显与当地百姓格格不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延安后，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警惕性不免有所降低。 8月18日的夜晚，托儿所里一切如常。两名值班护士按照惯例在院内巡查，但因为一个护士突发腹痛，两人不得不暂时离开岗位。 这个疏忽为凶手创造了可乘之机。当晚，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潜入了刘华北居住的窑洞。 睡在刘华北邻床的孩子后来提供了重要线索：＂那天晚上，有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叔叔进来，直接走向华北的床。华北说了一句＇叔叔，我认识你＇，之后就没有声音了。＂ 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员发现刘华北已经遇害，凶手用刀划开了她的腹部。这个噩耗很快传遍了整个延安。 案发后，托儿所立即封锁现场，中央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然而，凶手似乎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务，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 案发后，中央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门的＂刘华北案件专案组＂。专案组成员包括公安、军事和情报部门的精干力量，他们立即展开了全面调查。 最初的调查工作十分艰难，虽然有＂叔叔，我认识你＂这条关键线索，但当时的侦查技术和条件都很有限。专案组对托儿所周边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也对所有可疑人员进行了排查。 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调查逐渐陷入了困境。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对抗的关键时期，大量特务在解放区活动，增加了追查的难度。 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影响了案件的侦破进程。1946年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大量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战争中，案件调查不得不被暂时搁置。 即便如此，刘伯承从未放弃过对凶手的追查。在繁忙的军务之余，他始终关注着案件的进展。每当有新的线索出现，他都会要求相关部门继续深入调查。 从1945年到1986年，整整四十一年过去了。这期间，新中国成立了，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刘华北案始终悬而未决。 在这四十多年里，公安机关一直没有放弃对案件的侦查。每当出现新的技术手段或侦查方法，相关部门都会重新梳理案情，试图寻找新的突破口。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叱咤风云的战将仍然惦记着四十多年前那个未破的案件。 他对身边的妻子和孩子说：＂杀害小华北的凶手还没有找到，我死不瞑目。如果案子有进展，一定要到我坟前来告诉我这个案子破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