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宋彬彬，也叫宋要武，后来又给自己改名为宋岩；她曾参与殴打北师大附属女中副校长卞仲耘致死，后赴美国深造，并加入美国国籍；她是4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并被母校北师大附属女中（现实验中学）评选为“知名校友”；她曾在2014年为自己年轻时的错误忏悔，并宣读《我的道歉与感谢》，几度哽咽，泪流满面。
196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名打扮成学生的小姑娘代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全体师生亲自为毛主席佩戴红袖章。当时，毛主席好奇地问她：“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挺直腰板，不卑不亢地回答道：“报告主席，我叫宋彬彬。”毛主席笑着接着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彬’吗？” 宋彬彬坚定地回答：“是的，主席。”毛主席则幽默地说：“依我看，文质彬彬还不够，人还要武嘛。”同年8月20日，署名为“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自此，宋彬彬一夜成名，成为当时最为人熟知的红卫兵女学生之一。 2007年，实验中学将90名校友评选为“知名校友”，其中就包括宋彬彬。这一评选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对于这次评选，宋彬彬坦言最初是班上一位同学推荐她参评的。她表示，虽然一开始心里有些犹豫，但有同学指出，她过去的负面形象已经被过度妖魔化，学校通过评选她，可以证明她没有涉及打人事件。 她觉得这一说法有道理，于是同意了参选。然而，随着网上讨论的升温，学校希望她撤回，面对这些压力，宋彬彬和丈夫决定亲自去学校与校方沟通。在与王本中和袁爱俊的交流中，丈夫向学校表达了他们这几年所经历的艰难，并认为如果在此时退出，就相当于承认了过去的错误。在丈夫的劝说下，宋彬彬决定坚持下去。
2014年的一天，北京一处会场内，一位头发已经花白的女性站在讲台前，声音颤抖地宣读着《我的道歉与感谢》。她就是宋彬彬，此时的她已经改名为宋岩。在场的人们都能感受到她言语中的沉重，当她向卞仲耘老师的塑像深深鞠躬时，眼泪不住地流下。这一刻，是她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公开忏悔。 宋岩，这个名字并非她最初的称呼。在中国的动荡年代里，她曾叫宋彬彬，后来改名宋要武。每一次改名都是一段历史的印记，也是她生命轨迹的转折点。最终选择＂宋岩＂这个名字，似乎是想让自己如同岩石一般坚强地面对过往，承担起生命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美国的几十年里，她不仅完成了深造，获得了美国国籍，还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四家科技公司的董事长。然而，事业的成功并未能抚平她内心的创伤。在美国期间，她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吃斋念佛。 每一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她位于美国的居所时，宋岩都会开始她的日常功课——忏悔。这不是宗教仪式，而是她给自己定下的生活准则。她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宋要武＂这个名字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困扰，这困扰不仅来自外界的质疑，更源于内心难以平息的愧疚。 在她的晚年，癌症的降临似乎是命运给她的又一次考验。面对病痛，她依然保持着日常的忏悔。她说，自己每天都在祈求，希望曾经的无知与无畏能够得到救赎。这种持续不断的自我反省，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显得尤为深刻。
多年来，宋彬彬曾被问及是否道过歉。她回忆说，前些年在同学聚会时，有一位同学提到，1967年春节后，学校被军管，所有学生都要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她记得自己当时穿着一件蓝布小棉袄，头发剪得很短，在念检查时表示要向全国人民道歉。宋彬彬透露，实际上从那时起，她便开始进行自我反省和道歉了。 她表示，自己在卞仲耘副校长的铜雕像前深情地读出了道歉声明，公开为卞校长的不幸遇难负责。然而，她也意识到，这种道歉已来得太晚且显得太过空洞。因为对于卞仲耘的家人而言，宋彬彬的道歉并不能挽回已逝的生命，也无法弥补那个破碎的家庭，更无法抚平历史遗留下来的深深创伤。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女附中”，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女子中学。在女附中，刘进是一个很快受到学校表彰的模范学生，她被选为全校同学的榜样，曾在全校范围内做关于如何克服“骄娇二气”的报告，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天早晨六点多，刘进都会到校，带领同学们进行长跑、做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甚至参与劳动，每次她都是挑起两筐土，而不是两个女生一起抬一筐。宋彬彬非常敬佩她，常常是她的跟班。 然而，几十年后，曾经的同学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刘进当时过于“左”，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比如，有一次宋彬彬穿了一条新买的浅黄色裤子，刘进看到后夸道：“这颜色这么漂亮？”宋彬彬回忆时表示，听到这句话后她再也不敢穿这条裤子了。 1966年6月2日早晨，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广播中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于是，她去找了宋彬彬，提出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出意见。宋彬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并与刘进一同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