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拍摄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一场激情戏时，48岁男演员马兰·白兰度假戏真做，用“黄油手”强行侵犯19岁女演员玛利亚·施耐德。贝托鲁奇没有喊卡，玛利亚精神重创，白兰度本色出演。 在过去的电影制作中，导演通常根据自己的基本指导来安排演员在亲密场景中的表现，这让演员能够设定自己的界限。佩斯曾提到，“过去我们经常依赖演员的实际生活经验，我们只是希望演员的激情理念能够与导演的理念相匹配。”佩斯不仅是演员，还是一位导演，他在2017年与他人共同成立了戏剧亲密关系教育研究小组，旨在帮助演员更好地应对电影中的亲密场景。 尽管如此，电影行业的权力结构使得演员很难在不开心时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尤其是女性演员。佩斯进一步解释道：“自我保护的首要原则是对任何问题都回答‘是’。这种应对方式成为了演员训练的一部分。”事实上，这种现象在行业内已存在多年，只是在《巴黎最后的探戈》丑闻爆发后，问题才引起了广泛关注。 《巴黎最后的探戈》是施耐德首次担任主演的电影，这部电影原本是她演艺生涯中的一次重要突破。然而，这段经历却成了她人生的噩梦。施耐德回忆道，如果当时没有接演这部电影，她的演艺生涯可能会更加平稳，公众对她的接受度也会更高。她坦言，“那种感觉相当屈辱，仿佛被贝托鲁奇和白兰度两个人强暴了。” 施耐德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是现在，她一定会打电话给经纪人寻求帮助，保护自己。但当时她年仅19岁，缺乏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在拍摄过程中，白兰度曾多次安慰施耐德，说“没关系，这只是一场电影”。然而，拍摄结束后，施耐德并未得到白兰度的道歉或安慰。 1972年的巴黎，秋风萧瑟。在这座艺术之都的一间出租公寓内，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剧组正在进行拍摄。这部注定将在电影史上留下争议的作品，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故事。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站在摄影机后，默默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那是一个平常的拍摄日，但对于年仅19岁的玛利亚·施耐德来说，这一天成为了她此生难以抹去的伤痕。48岁男演员马兰·白兰度假戏真做，用“黄油手”强行侵犯19岁女演员玛利亚·施耐德。导演贝托鲁奇选择保持沉默，没有喊停，让镜头继续运转。这个决定，最终酿成了一个持续数十年的悲剧。 贝托鲁奇后来承认，那场争议性的戏份是他与白兰度在拍摄当天早晨商议决定的。他们刻意选择不告知施耐德，为的是捕捉＂真实的反应＂。导演和资深演员的意志凌驾于年轻演员的权益之上，这种现象在当时似乎司空见惯。 这部电影最终为贝托鲁奇和白兰度带来了第4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但对施耐德来说，4000美元的片酬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困扰。这个代价太过沉重，远远超出了一个19岁女孩所能承受的范围。 施耐德说：“白兰度后来觉得这部片子带给他巨大的压力，尽管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也感到难以承受。但你可以想象，我所承受的痛苦远比他还要大。”面对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施耐德没有任何发泄的途径。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堕落，毒品成为了她逃避痛苦的唯一方式。她曾多次尝试自杀，但每次都未能成功。她回忆道：“最后我没死成。” 对于施耐德来说，70年代是她一段极为痛苦的时光。她目睹了身边的毒友一个个死去，而她自己却无法摆脱毒品的束缚。她的事业也随着这一段时间的黑暗逐渐下滑，尽管她曾与一些著名导演合作，但她的星途已经无法恢复，由于极大的心理阴影，她从此不再接演带有裸露内容的作品。 施耐德去世后，随着Me Too运动的推动，过去的许多访谈内容再次浮出水面。众多娱乐圈人士和明星对此进行了谴责，其中包括“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尽管白兰度是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巨星之一，在大众眼中他无疑是功成名就的象征，但他始终未能融入主流的社会认同。 拍摄《教父》时，白兰度在电影的最后一场婚礼戏中，突然在众人面前脱下裤子，露出了屁股。当时他已经接近五十岁，却仍然要通过这种方式向世人宣告，他与众不同。他的行为仿佛从出生起就注定要与常规规则作对，他渴望着无法被束缚的自由。 在拍摄《秋月茶室》时，白兰度看到同剧组的演员格伦·福特偷偷把点心和糖果藏起来，还责怪附近玩耍的日本小孩偷吃，他认为格伦的做法很糟糕。于是，白兰度便偷偷吃掉了剩余的点心，还把其中几块扔到地上踩成粉末，这一行为让格伦非常愤怒，但无能为力。 对白兰度来说，表演不仅是情感的宣泄出口，也是他能够旅行并接触到不同文化的途径。这种跨越国界、体验不同生活方式的机会，成了他投身表演的重要原因。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演员不过是从事某种行业的“蚂蚁”，他们辛苦工作只为赚钱。 对他而言，表演是谋生的工具，一项工作而已。工作时间相对较短，但报酬丰厚，白兰度曾多次表达对好莱坞的不满，他公开表示：“我从未对好莱坞产生敬意。它是贪婪、虚伪、不知满足、缺乏廉耻且品味低下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