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就在王世英察觉到异常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了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革命军事人才。在第四期学员中，有一位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王世英。 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王世英，在黄埔军校展现出过人的军事天赋。他不仅在战术训练、枪械使用等军事课程中名列前茅，更在政治理论和战略分析方面表现出色。 在黄埔军校期间，王世英与史济美是同期同学。两人经常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大批进步学生被迫转入地下。面对白色恐怖，王世英没有选择成为一名军事指挥官，而是决定投身隐蔽战线。 中共中央特科看重王世英的军事素养和临危不乱的性格，决定吸收他加入特工队伍。在特科的培训中，王世英系统学习了情报收集、密码通讯、秘密联络等特工技能。 1931年，国民党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打击力度，大量情报人员叛变。中共上海、南京的情报网络几近瘫痪，组织急需一批新的地下工作者重建情报系统。 在这个危急时刻，陈赓找到了王世英，任命他为南京特派员。 在临行前，陈赓亲自对王世英进行了秘密接头方式和应急措施的培训。陈赓深知南京形势严峻，特别强调了安全第一的原则。 为了掩护身份，王世英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商人的行为举止和商业知识。他选择在南京夫子庙一带开设五金店，这个位置既便于观察敌情，又适合作为秘密联络点。 通过不懈努力，王世英逐步在南京站稳脚跟，建立起了可靠的情报来源。 1932年11月，《红旗日报》印刷厂的负责人陈玉仁在被捕后叛变，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供出了大量地下党员的信息。 在这些被出卖的名单中，就包括了潜伏在南京的王世英。陈玉仁不仅提供了王世英的真实身份，还透露了他在夫子庙经营五金店的具体位置。 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国民党特务头子史济美立即向徐恩曾请示，要求亲自负责抓捕王世英的行动。史济美打算利用自己与王世英同是黄埔校友的关系，在不惊动对方的情况下实施抓捕。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世英通过自己布置的情报网得知了印刷厂被破获的消息。按照常规的安全程序，他本应立即撤离，但考虑到南京地下组织的情报工作刚刚步入正轨，一旦仓促撤离可能会导致前功尽弃。 然而，就在他准备转移的当天上午，史济美突然登门拜访。 为了不打草惊蛇，史济美故意以叙旧的名义前来。在交谈过程中，他不断打探王世英妻子的下落，企图一网打尽。 王世英看出了史济美话中的试探意图，他借故上楼沏茶。在楼上，王世英开启水龙头制造噪音，同时迅速从窗户翻至隔壁房顶。 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中，王世英凭借过硬的特工训练和对地形的熟悉，成功甩掉了特务的追踪。 史济美扑了个空，恼羞成怒的他立即下令在南京城展开地毯式搜查。但此时的王世英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并迅速通知其他地下党员转移。 王世英更加谨慎地开展工作。他改变了联络方式，重新布置了秘密联络点，并加强了对重要情报的保密措施。 在之后的几年里，王世英继续在南京和上海等地区开展地下工作。他建立的情报网络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持，直到1935年10月，才随组织指示撤离上海。 成功脱离南京的危险后，王世英继续在革命道路上前进。1940年，他接到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潜入阎锡山部门开展统战工作。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蒋介石通过何应钦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出电报，要求他们撤往河北。这是一个阴谋，目的是借助阎锡山的力量削弱共产党的军事力量。 王世英凭借出色的外交才能，成功说服阎锡山保持中立。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如果阎锡山参与＂剿共＂，将会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 这次成功的统战工作，不仅挫败了蒋介石的分裂阴谋，还为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发展赢得了宝贵时间。 然而，1942年的整风运动开始后，王世英的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康生发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量地下党员被扣上了＂特务＂的帽子。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王世英深知这些被错误定性的同志们的清白。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党龄和威望，为这些同志申诉平反。 这种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行为引起了康生的强烈不满。康生在中央学习委员会上公开指责王世英是＂大自由主义者＂，还在党校的干部大会上散布不实言论。 康生对王世英的打击还不止于此。他把王世英的下属王超北投入监狱，诬陷他是内奸。即便王世英提供了王超北在革命时期的贡献证据，康生依然充耳不闻。 王世英与康生的矛盾不断加深。康生表面上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私下里却不断打击报复王世英和他的同志们。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王世英仍然牵挂着那些被冤枉的同志。他希望见到周恩来总理，想要说出许多重要的事实真相。 王世英的儿子王敏清为父亲写了一封详细的信，揭露康生的种种恶行。但遗憾的是，这封包含重要真相的信件最终没能送到周总理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