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节，毛主席邀请溥仪赴宴，席间毛主席询问溥仪：“大清的‘传国玉玺’呢？”溥仪一愣，随后满是羞愧地回答了毛主席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上，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1908年，年仅三岁的溥仪登基，成为大清朝的第十二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 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大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但溥仪仍被允许居住在紫禁城内。袁世凯政府承诺每年给予皇室四百万两白银的优待，并保留其私人财产。 192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溥仪的人生轨迹。冯玉祥将军率军进入北京，要求溥仪在两天之内搬出紫禁城。失去皇宫庇护的溥仪，带着大量珍贵的皇室文物，被迫离开了自己生活了十六年的紫禁城。 此后，溥仪选择了一条令国人痛心的道路。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精心策划下，他前往天津租界寻求＂庇护＂。这个决定，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扶持溥仪担任伪满洲国的皇帝。在表面的权力与奢华之下，溥仪实际上成为了日本侵略者控制中国东北的傀儡工具。 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企图逃往日本的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逮捕。作为重要战犯，溥仪被押送至苏联，后被移交给新中国政府。 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改造生活。在这里，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是一名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反省过错的战犯。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劳动，溥仪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他承认自己在伪满洲国期间完全是日本人的傀儡，所作所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经过多年的改造，溥仪表现出了真诚悔过的态度。他开始学习劳动技能，参加集体活动，并在狱中开始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去。 1959年，在毛主席签署的第一批特赦令中，溥仪获得了新生。 1962年春节，一场意义非凡的家宴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这场宴会的主人是毛主席，特邀嘉宾是刚获得特赦不久的末代皇帝溥仪。 为了让这场家宴的氛围更加融洽，毛主席特意邀请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作陪。其中包括曾在清朝为官的章士钊、程潜等人，他们都是见证了清末民初历史变迁的重要人物。 选择在春节这个中国传统节日举办家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展示了新中国对待历史人物的宽容态度。 家宴的菜品并不奢华，主要是一些湖南特色菜和家常小菜。这种朴实的安排，恰恰展现了新中国领导人的平易近人和务实作风。 席间，毛主席主动引导话题，让在座的老同志回忆往事，化解了溥仪的拘谨。这种轻松的交谈氛围，让整个家宴既不失庄重，又充满了人情味。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看似平常却意味深长的问题：＂大清朝的传国玉玺去哪里了？＂这个问题既关系到重要的历史文物，也触及到溥仪的特殊身份。 面对这个问题，溥仪坦诚地回答说传国玉玺已经遗失了。他解释说，1924年被迫离开紫禁城时因为太过匆忙，玉玺就此下落不明。 溥仪还补充说明，他在东北期间曾多方寻找玉玺的下落，但始终未能找到。不过在服刑期间，他已将随身携带的其他皇室印玺等文物上交给了国家。 对于玉玺遗失的事实，毛主席表现出了高度的历史智慧。他指出玉玺只是封建时代的象征，现在新中国已经建立，它的意义已经不同往日。 这种开明的态度，不仅化解了溥仪的愧疚，更展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待历史文物的正确认识。历史文物固然重要，但不能成为束缚前进的枷锁。 整场家宴的交谈，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寒暄与叙旧。通过对传国玉玺的讨论，毛主席既考察了溥仪的诚信态度，也展示了新中国对待历史问题的大气与胸怀。 这次家宴的举办，既是对溥仪个人改造成果的肯定，也是向全社会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新中国是一个既尊重历史、又面向未来的国家。在这里，只要真心悔改，人人都能获得新生。 在获得特赦后，他被安排在政协文史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这个岗位既能发挥他的专长，又让他能够服务社会。 新中国还关心溥仪的个人生活问题。在周总理的关心下，溥仪与护士李淑贤组建了新的家庭，开始了平凡但幸福的生活。 对于溥仪的工作待遇，新中国也给予了合理的安排。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和工作表现，有关部门对其工资待遇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其能够安心工作、服务社会。 1967年，当溥仪去世时，他的后事处理也体现了这种政策的延续。按照周总理的指示，由家属自主选择安葬地点，最终选择了北京八宝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