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是巨唐，很少有人说巨元? 唐朝人主动以“巨唐”自称，形成了一种文化自信的符号。 许多墓志铭、诗作、文章乃至碑文中，均反复出现“巨唐”一词，将其塑造为“巍巍大国”的集体认同。 这种自我标榜通过文学、碑刻等媒介代际传递，成为后世评价的基调。 比如西游记里，唐僧去到哪里都会先说一句：“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 而元朝虽疆域辽阔，但其统治者（蒙古贵族）更倾向于以“大元”或“大蒙古国”自居，缺乏类似“巨”的修辞传统，且汉文史料中多强调其军事征服而非文化建构，导致“巨元”未形成话语惯性。 唐朝的“巨”不仅在于疆域，更在于文化辐射力。 其诗歌、制度、器物（如白瓷“南青北白”格局）和民族包容（突厥、契丹等族将领的任用）构成“盛唐气象”，甚至影响日本、朝鲜等国的文明进程。 比如许多人认为李白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碎叶城、王勃赴交趾（今越南）探父等，都能被后世视为“文化边疆”的象征。 反观元朝，尽管疆域空前，但其文化政策多被视为“断裂”。 科举长期停废、民族等级制度（四等人制）加剧社会分裂，导致其文化影响力难以与唐朝比肩。 唐朝的强盛被纳入“华夏正统”的延续框架。 唐太宗通过击败突厥获得“天可汗”称号，既彰显武力又兼容“华夷一体”的政治智慧，符合儒家“王者无外”的理想。 而元朝作为首个少数民族大一统王朝，其统治合法性长期受质疑。 明代重构历史叙事时，刻意强调“驱逐胡虏”，清朝虽继承元朝疆域遗产，但亦需平衡“满汉”矛盾，导致元朝在正统性叙事中被边缘化。 唐朝的衰落（如安史之乱）常被解释为“盛极而衰”的悲剧美学，反而强化其“巨”的史诗性。 而元朝的崩溃则与民族压迫、财政糜烂等负面标签绑定。 此外，唐朝的“巨”具有时间纵深。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持续百余年，而元朝的强盛期较短（忽必烈至元成宗约40年），且后期陷入权斗与民变，难以形成连贯的“伟大”印象。 近代中国建构民族认同时，唐朝因“兼容并包”被视为“开放自信”的模板，而元朝则因“异族统治”在民族主义叙事中处境尴尬。 许多人都将唐朝称为“中国民族最有名誉之时代”，而元朝常与“殖民压迫”类比。 这使得元朝的“大”则更多被视为地理范畴的客观描述，而非文明成就的褒扬。 “巨唐”与“元朝”的评价差异，体现出历史中“文化认同”与“政治实绩”的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