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国民党元老陈济棠滞留在香港，随时有身份暴露被日军抓捕的危险，他后来是如何脱险的呢？ 1936年7月，陈济棠从广州乘船抵达香港。这位曾经在广东独揽大权的军阀，带着数十名亲信和家眷，开始了他的避难生活。 在香港的最初几个月，陈济棠选择入住九龙半岛的半山豪宅。作为一位身家丰厚的前军阀，他在香港的物质生活并不拮据。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陈济棠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从半山豪宅搬到了较为低调的跑马地区域。 日军的铁蹄逐步向南推进，大量难民涌入香港。陈济棠通过其在香港的商业关系，为一些昔日旧部提供庇护。 1938年广州沦陷后，香港的局势更加紧张。英国当局加强了对港岛的防务，同时也开始严格管控各类政治人物的活动。 陈济棠此时已经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商业投资。 1939年，欧战爆发，香港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英国殖民政府加强了对港岛防务的布置，但军事力量明显不足。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阴云逐渐笼罩，香港的华人富商开始陆续转移资产。陈济棠也开始暗中安排家眷前往内地。 1941年下半年，日军在珠江口一带的军事活动明显增加。香港总督杨慕琦下令加强防御工事，但面对日军的优势兵力，这些准备显得微不足道。 12月初，英国在香港的军事情报显示，日军可能会在近期发动进攻。陈济棠此时面临着是撤离还是继续留守的重大抉择。 就在陈济棠考虑是否撤离的关键时刻，日军于12月8日发动了对香港的突袭。港岛的防御工事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下迅速崩溃。 日军的进攻速度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十八天，这座英国人经营了近百年的殖民地就面临着沦陷的命运。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正式宣布投降。日军占领部队从九龙方向开进港岛，迅速控制了主要政府机构。 日军进城后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查行动。他们掌握了港英政府留下的人口档案，对重点人物进行专项追捕。 日军特务机关在占领初期就设立了临时特高课。他们重点搜捕的对象包括国民党要员、抗日分子和影响力较大的华人领袖。 陈济棠此时已经离开了跑马地的住所。在香港沦陷前夕，他通过商业伙伴的帮助，转移到了港岛西区一处不起眼的民居。 日军的搜捕行动异常严密，他们在各个路口设立检查站。所有出入港岛的人员都必须持有日军发放的通行证。 陈济棠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还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渠道。通过香港地下抗日组织的协助，他获得了重要的情报支持。 1942年1月初，日军加大了对港岛西区的搜查力度。他们逐户排查可疑人员，并对部分地区实行宵禁。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陈济棠通过地下渠道联系上了位于自由中国的相关人员。他们制定了一个秘密撤离的计划。 1942年1月10日，日军在港岛西区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行动。陈济棠藏身的地点恰好位于搜查区域的边缘。 在地下组织的配合下，陈济棠成功躲过了这次搜查。他们利用日军换岗的间隙，将陈济棠转移到了另一个安全屋。 1月12日凌晨，借着夜色的掩护，陈济棠登上了一艘在香港仔避风塘停泊的渔船。 渔船驶离香港水域后，避开了日军的巡逻艇，一路向西航行。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海上航程，终于抵达了珠江口西岸的一处秘密码头。 上岸后，陈济棠在地下组织的护送下，通过秘密线路转移到了广西境内。至此，他终于摆脱了在香港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处境。 1942年初，陈济棠抵达桂林后，立即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陈济棠收到了来自重庆的正式邀请。蒋介石表示愿意重新启用他，参与抗战工作。 面对这个机会，陈济棠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向重庆方面表达了支持抗战的立场，但婉拒了具体职务的安排。 1943年，随着战局的发展，日军开始对桂林构成威胁。陈济棠再次转移，这次他选择了前往重庆。 在重庆，陈济棠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参与政务。这个职务既保持了他的政治地位，又避免了直接介入军事指挥。 1944年，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占领了大片中国西南地区。陈济棠对国民政府的军事部署提出了一些建议。 随着抗战形势好转，陈济棠开始关注战后局势的发展。他注意到国共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济棠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这个职务虽然名义重要，但实际影响力有限。 面对即将爆发的国共内战，陈济棠选择了保持中立的立场。他没有参与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而是把精力投入到灾后重建工作中。 1946年，陈济棠重返广东视察。面对满目疮痍的故土，他主张集中力量恢复生产，避免新的军事冲突。 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陈济棠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他将更多时间用于整理个人文稿和回忆录。 1949年，面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溃败，陈济棠再次做出了重要抉择。他没有随国民党撤往台湾。 这一年年底，陈济棠选择留在香港定居。这座他曾经逃离的城市，此时已经恢复了和平。 在香港期间，陈济棠与两岸都保持着一定距离。他更多地扮演着一个历史见证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