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郭葆昌到故宫前的琉璃厂溜达，见古董店内的老板娘不断给他打眼色，他匆忙

1924年，郭葆昌到故宫前的琉璃厂溜达，见古董店内的老板娘不断给他打眼色，他匆忙走进店内，女人随即关上了门。过了许久，郭葆昌一脸兴奋地走了出店时，念念有词的低声对店家说：记得我俩约定，此事一定要保密！ 清末民初的剧变，不仅颠覆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也让数不清的珍贵文物流散民间。1911年，随着清帝退位，皇宫内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陷入了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 当时的故宫，虽然依然戒备森严，但是宫中内务府的管理已经名存实亡。大量宫中太监、宫女和皇室眷属，将自己经手保管的文物悄悄转移出宫，以此换取生计。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每天都有来自宫中的文物在这里易主，其中不乏真正的稀世珍品。 而＂三希堂＂的珍品流失，正是这一历史悲剧的缩影。三希堂是乾隆皇帝的御书房，因收藏《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和《伯远帖》三件稀世名帖而得名。 这三件珍品不仅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更凝聚着千年文化的传承。《中秋帖》上留有乾隆皇帝的御笔题签，以及八十多方御印，体现了清代皇室对传统文化的推崇。 然而，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这些原本被严加保护的国之重器，却不得不在市井之间流转。琉璃厂这条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众多流失文物的中转站。 每天清晨，琉璃厂的街道上都会聚集大量古玩商贩。他们中有人专门收购宫廷流出的物件，也有人替达官显贵收集心仪的珍品。 一些精明的古玩商人会在店铺深处留出密室，专门用来交易一些来历特殊的珍贵文物。这种隐秘的交易方式，既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也是为了保护文物免遭损毁。 北京城内的这些古玩店，就像是一座座小型博物馆。店主们往往具备相当专业的鉴定水平，对各类文物的来源去向都了如指掌。 郭葆昌在古玩店学徒期间，每天都要仔细观察、触摸各种瓷器，慢慢积累经验。他经常向老师傅请教瓷器的釉色、胎质、纹饰等特征，为日后的专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郭葆昌对清代官窑瓷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通过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官窑瓷器的特征，能够准确判断瓷器的年代和真伪。 随着声名鹊起，郭葆昌被推荐到故宫博物院担任瓷器鉴定委员。在故宫工作期间，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大量珍贵的官窑瓷器，这些经历让他的鉴定水平更上一层楼。 1912年，袁世凯看中了郭葆昌的才能，任命他为陶务总监督。这个职位主要负责监督管理官窑瓷器的生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务。 1915年，袁世凯谋划称帝，决定仿照清代皇帝的做法，为自己定制一批御用瓷器。郭葆昌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准备，带领工匠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瓷器烧制工作。 为了完成这批＂洪宪御瓷＂的烧制，郭葆昌亲自前往景德镇督工。他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严格把控瓷器的品质，力求做到最好。 这批瓷器的烧制工艺精湛，造型优美，釉色纯正，堪称当时制瓷工艺的巅峰之作。然而，随着袁世凯称帝计划的失败，这批精美的瓷器也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郭葆昌也失去了陶务总监督的职位。但是，这次经历让他对官窑瓷器的制作工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回到民间后的郭葆昌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继续在古玩界发挥着自己的专长。他经常在琉璃厂一带活动，为人鉴定瓷器，同时也在寻找各种珍贵的古董文物。 多年的经验让郭葆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不仅能够准确判断瓷器的真伪，对其他类型的文物也有独到的见解。 1924年的那场文物交易，成为了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郭葆昌在琉璃厂古玩店内看到《中秋帖》和《伯远帖》时，立即认出了这两件流失的国宝级文物。 这两件珍贵的字帖来源清晰，是从清宫敬懿皇贵妃家流出的珍品。经过仔细鉴定，郭葆昌确认了字帖的真实性，当即决定将其收购保护。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很多流失的文物都面临着被毁坏或流失海外的危险。郭葆昌深知这两件字帖的历史价值，决定以合理的价格将其收购。 在完成交易后，郭葆昌立即向古玩店主强调保密的重要性。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任何消息的泄露都可能导致文物遭到破坏。 郭葆昌将这两件珍贵的字帖收藏后，主动向故宫博物院馆长马衡表示，愿意将字帖无偿捐赠给国家。这个承诺体现了他作为文物收藏家的责任感和担当。 1942年，郭葆昌去世后，这两件字帖由其子郭昭俊继承。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乱时期，文物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为了保护这两件珍贵的文物，郭昭俊将字帖带到了香港。在经商失利后，他不得不将字帖抵押给当地的印度商人，后来又转抵押给了汇丰银行。 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得知这两件国宝的下落，立即采取行动。通过外交渠道，以50万港币的价格将这两件珍贵的字帖购回。 这两件字帖最终回到故宫博物院，重新回到了它们原本的家园。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动荡的年代，每一件文物的命运都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