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7日，新五军在公主屯被解放军全歼。蒋介石气得浑身发抖，第二日就乘飞机到了沈阳，召集东北的高级将领开会，追究战败的责任。 1947年底，陈诚接替杜聿明担任东北剿总司令官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他将东北政务委员会和东北剿总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地区最高统帅。 这种大权独揽的做法，让陈诚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重组东北的军事力量。他采取了一贯的用兵思路：打散原有的主力部队，抽调精锐，重新组建新的军事单位。 在组建新军的过程中，陈诚把大量的地方保安部队提升为野战部队。这些地方部队与从其他主力部队中抽调出来的精锐部队合编，组成了新的军事力量。 新五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这支部队由两个师组成：43师和195师。43师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最早属于孙传芳的军队，后来被陈诚收编进入十八军，此后又先后被编入八十七军和九十四军。 195师则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原本隶属于五十二军。陈诚将这两支性质不同的部队合编为新五军，希望通过老带新的方式提升战斗力。 新五军的军长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陈林达。他与后来成为对手的林彪是黄埔同期同学，都接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 1948年1月1日，新五军从沈阳出发，向公主屯方向推进。第二天，部队到达安福屯，前锋部队在公主屯与黄家山附近遭遇了解放军的阻击。 解放军六纵采取边打边退的战术，有意识地将新五军引入预设的包围圈。在激战一整天后，其他三个纵队和三个炮团迅速到位，完成了对新五军的包围。 陈林达发现情况不妙时，曾试图突破六纵的阻击进入公主屯，但未能成功。他向陈诚报告了被包围的危急情况，却只得到了＂固守待援＂的命令。 从1月5日被包围，到1月7日全军覆没，周围的四个国民党军都未能突破解放军的封锁线来救援新五军。最终，新五军全军覆没，陈林达也成为了俘虏。 1947年末，东北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一年多的整训，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部队装备更加精良，士气也更加高涨。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布局却存在诸多问题。陈诚接任东北剿总司令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改组，但新组建的部队之间协同能力不足，指挥系统也不够顺畅。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攻势。他们采取了多路突进的战术，分别包围了沈阳以北的法库、法库以西的彰武以及彰武以南的新立屯等战略要地。 同时，解放军一纵、三纵、六纵部队进至法库、新民与沈阳之间，四纵逼近沈阳，九纵则到达沈阳西北方向的新民附近。这种部署形成了对沈阳地区的半包围态势。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陈诚做出了一个严重的战略误判。他认为解放军在连续作战后必定损失惨重，于是决定发动全线反击。 这种判断导致他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命令五个军沿辽河两岸展开，准备在法库以南与解放军决战。这种分散兵力的部署，给了解放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首先在彰武战役中，国民党的49军一个师仅仅抵抗了五个小时就被全歼，师长被俘。这次战斗暴露出国民党新编部队战斗力不足的问题。 而在法库战役中，陈诚派出的新二十二师增援行动也以失败告终。解放军二纵和七纵主力迅速转向法库东南，从侧翼发起进攻，迫使新二十二师不得不退回铁岭。 更为致命的是，解放军开始威胁锦州与沈阳之间的联系。这条交通线对于国民党控制东北局势至关重要，一旦被切断，整个东北的战局都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新五军的覆灭更是雪上加霜。这支部队的全军覆没，不仅在军事上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士气上的打击也是巨大的。 1948年1月10日，蒋介石亲自飞抵沈阳东北行辕，召开高级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检讨新五军在公主屯全军覆没的责任问题。 会议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陈诚一方面以胃病为由表示要求调离东北，另一方面又把新五军覆灭的责任推给了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责他没有及时实施增援。 廖耀湘和新一军军长李涛当场反驳陈诚的说法。他们表示从未接到过陈诚下达的增援命令，无法对新五军实施有效救援。 陈诚则声称自己曾通过罗卓英给廖耀湘打过电话，要求他增援新五军。但廖耀湘坚持说自己没有接到这个电话，双方的争执越来越激烈。 在争吵过程中，郑洞国试图从中调停。他找到随蒋介石到东北来的国防部次长刘斐，请他为廖耀湘说情，希望能够缓解这个矛盾。 面对部下们的互相推诿，蒋介石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但最终，陈诚不得不承认自己指挥有误，请求蒋介石对自己进行处分。 这与他对待非黄埔系将领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对于那些所谓的＂杂牌军＂将领，一旦出现类似的错误，往往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事实上，在这次事件之后，廖耀湘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在后来的部队改编中被提升为兵团司令。这成为了东北战场上唯一的机动兵团司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