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钱大钧黑着脸走进军统湖北站，当着众特务的面，一枪击毙了特务处长杨若琛，道：“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他的下场！” 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买办的利益，然而，蒋介石所倚重的许多重臣大多出身贫苦，钱大钧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钱大钧，字慕尹，1893年6月14日出生在江苏昆山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尽管他的祖父曾是清朝贡士，曾经一度显赫一时，但家道中落。四岁时，钱大钧的父亲钱子美经营的小商业破产，背上了巨额债务，全家不得不搬到苏州躲债。 痛定思痛后，钱子美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幼子钱大钧身上，期望他能够重振家业。为了让钱大钧有机会读书，父亲四处借钱，将他送入了私塾。命运无常，15岁时，钱大钧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也在两年后去世。幸好，已出嫁的姐妹们牢记父母的遗愿，继续资助钱大钧完成学业。钱大钧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不愿继续给姐妹们增加负担，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江苏陆军小学。这个学校不仅免除学费，还每月提供优厚的补助，并且成绩好的学生能够被保送进入陆军中学。钱大钧凭借着这个机会，进入军校深造，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1919年6月，钱大钧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开始在保定军官学校担任第八期第四队分队长。正值直奉战争爆发，学业和工作暂时中断。次年10月，钱大钧奉命参加军校复校工作，担任第九期炮兵队队长。在复校期间，钱大钧听闻孙中山为了重建革命政权，于1921年4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并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受到此消息的影响，钱大钧决定辞去炮兵队队长职务，南下广州，加入了粤军第一师，投身到为重建国家而奋斗的事业中。 1938年的一个清晨，武汉军统站内突然响起一声枪响。钱大钧站在那里，手中的枪口还冒着硝烟。地上躺着的是特务处长杨若琛的尸体，周围的特务们噤若寒蝉。钱大钧环视四周，用冰冷的语气警告在场的人，这就是乱告状的下场。 就在这起震惊武汉的枪击案发生前不久，钱大钧还在指挥着一场轰动全城的空战。那是武汉保卫战中最为激烈的空中较量之一。在这场战役中，中国空军创造了令人振奋的战果：仅用半小时就击落了21架日机，己方损失9架。这个战绩在当时的抗战史上可谓相当亮眼。 钱大钧要求飞行员在正式作战前，先在武汉上空盘旋几圈。这个决定的初衷是为了提振民心，让武汉市民看到国军空军的实力，增强抗战的信心。每当中国战机从城市上空掠过时，街道上的市民们都会驻足仰望，许多人甚至会挥手致意，表达对空军将士的支持。 然而，这个看似普通的战术决策，却被军统湖北站的人员另眼相看。他们认为，在战事紧张的情况下，这种盘旋示威的做法是在浪费宝贵的战机，同时也增加了飞行员暴露的风险。这个质疑很快就传到了特务处长杨若琛的耳中。 杨若琛在收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进行实地调查，也没有征询军事专家的意见，而是直接将这个＂情报＂上报给了蒋介石。在报告中，他把钱大钧的战术安排描述成了一种消极怠战的表现，指责其延误战机。这起＂延误战机＂的指控，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导致了文章开头那声惊心动魄的枪响。 1933年，钱大钧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自徐州出发后，他乘火车前往江西南昌，准备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途中，钱大钧偶遇前往江西的共产党人陈赓。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与钱大钧有师生之谊。出于旧情，钱大钧决定放他一马，最终未加阻拦。事后，蒋介石得知此事，便大为震怒，严厉批评了钱大钧。 同年，钱大钧调任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主任，在职期间，他以馈送河北各地将领为名，滥用公款，动辄以“特别费”开支数万元。河北各地的杂牌部队将领来保定述职，也常常会“孝敬”他一笔不小的款项。由于贪财肥私，钱大钧的名声逐渐受到讽刺。 保定行营的人们甚至戏称他为“钩大钱”，以此来讽刺他贪婪成性。最终，这些行为被举报，经过何应钦的庇护，才得以免于查办。然而，不久后，钱大钧的胞兄钱体声因贪污被枪决，很多人认为蒋介石此举是为了警告钱大钧。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命令将钱大钧逮捕，并审问他是否与张学良有勾结。钱大钧惊恐万状，虽然与张学良关系良好，但他知道在这种敏感问题上，他绝不能承认任何涉及叛国的事情。他坚定地否认了所有指控。 然而，蒋介石指着一项“铁证”质问他，钱大钧一头雾水，直到蒋介石解释清楚，才意识到原来当初张学良曾私下与他讨论过蒋介石的火车故障问题，企图让其留在西安。钱大钧当时并未向蒋介石汇报此事，这才引发了蒋介石的怀疑。 尽管如此，钱大钧并非有意参与阴谋。他急忙脱下衣服，指着胸口的伤疤对蒋介石说：“我在西安事变时正随侍您，若我是同谋，怎会受伤？”蒋介石看到他的伤口，才相信了他的话，愤怒中略有释然，最终决定放过他。钱大钧身负重伤，回到南京后，继续为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