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4”召开。本届论坛以“新型城镇化新篇章与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主题，以“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为契机，围绕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解读新发展，共话新征程。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胡祖才出席并在发言中指出，我国已进入城乡全面融合的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城乡融合发展既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也是构建强大市场、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重大战略举措。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打通城乡循环的堵点卡点，核心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平等交换、自由流动。在推进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农村的主体功能和价值，也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生态本底和农耕文化不破坏的底线红线。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增加有效消费需求，要理解现阶段消费需求的新特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及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其中，服务消费较多地依赖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刘世锦认为，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要找准重点或痛点，一是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三是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应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此外，还应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我国未来城镇化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预期至2035年可达到78%。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大城市（群）为依托实现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大城市在控制污染、人均耕地占用、吸纳就业、经济效率、人均GDP提升、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提出，除了作为城市群的动力极核，都市圈还可能出现在非城市群地区，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去发现和培育一些中小型都市圈，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这是“十五五”时期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他认为，改革往往面临激励不足、无力实施、方案难做三个问题，而都市圈韧性很足，在较长时间内能保持人口和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能够带来更多的激励效应，减少改革风险成本；同时，都市圈的行政机构服务半径更大，通过引进智慧化、数字化治理技术能达到机构减量而效能不减的服务，减少财政支出成本；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存在较强的社会信任度，使得各类合作分歧、利益分配具有较大的包容度，减少制度设计成本。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毅仁就“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行主题发言。针对人、地、钱、质、融五大挑战，他提出具体政策建议：一是应当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将重大生产力布局作为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将都市圈内沿轨道交通进行“集聚式疏解”作为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的核心抓手。二是健全同宏观政策和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将减量规划作为优化人口流出地土地利用的重要指引。三是适当提高城镇化重点领域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加强资金多元投入保障。四是推动形成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五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县城为基本单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合理配置。

记者郑新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