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韩国维修一座古塔，意外发现一卷带有武则天制字的印刷版佛经，随后韩国专

1966年，韩国维修一座古塔，意外发现一卷带有武则天制字的印刷版佛经，随后韩国专家不但宣布印刷术起源韩国,还认为武则天是韩国的皇帝，并要求国际社会承认！结果如何？ 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内的释迦塔修复过程中意外出土。当时，这座始建于公元751年的古老佛塔因为一次地震而出现了裂缝，韩国文化财厅决定对其进行修缮加固。正当工人们小心翼翼地进行修复作业时，一个隐藏在二层塔身上部方洞内的秘密被揭开了。 工人们发现方洞内藏有一个用旧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方形物体。出于好奇，他们小心地打开布包，却没想到布包里竟然装着一卷佛经！这卷佛经长约6.7米，由12张纸连接而成，上书＂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而让工人们更加惊讶的是，这竟然是一部用雕版印刷而成的佛经，佛经中的许多字体还是武则天亲自创制的。 消息很快传到了韩国文化财厅，引起了韩国学界的极大关注。文化财厅立即组织考古和历史专家对这部罕见的佛经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经过反复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这部佛经很可能印刷于8世纪初，是目前发现的韩国境内最早的雕版印刷物，这一发现将韩国雕版印刷术的历史提前了数百年之多。 一时间，这个重大发现在韩国社会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许多民众兴奋地走上街头，激动地讨论着这一考古发现对韩国历史和文化的重大意义。一些人认为，这无疑证明了韩国印刷文化的源远流长，是对韩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有力证明。还有一些网民更是情不自禁地将韩国比作印刷术的发源地，认为中国印刷史的某些说法可能需要重新评估了。 尽管韩国学界对这一发现充满了热情和期待，但随之而来的研究却让他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事实上，中国在印刷技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难以撼动的地位。早在隋唐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雕版印刷术，而北宋时期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更是比欧洲古腾堡的发明早了约400年。 面对如此悠久且成熟的印刷文明，韩国单凭一部印有武则天制字的佛经，难以证明自己才是印刷术的发源地。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韩国学者竟然根据这部佛经，推断武则天是韩国的统治者，甚至要求国际社会承认这一点。这一荒诞的言论自然遭到了国际学界的一致驳斥。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其生平和治迹都有详尽的历史记载，怎么可能是一位韩国统治者呢？ 这种观点的背后，是对历史的极度简化和曲解，尤其是涉及到中国东北历史的部分。历史上，中国东北曾是多个民族的发源地，其中包括高句丽、满洲、以及其他古代部落。高句丽，作为中国东北的一个古代民族政权，其与中国历史的关系非常密切。高句丽的建立与发展，受到了中国中原文化的深远影响，并且长期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 位于吉林省集安市附近的好太王碑，便是高句丽与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见证。这块碑铭刻的内容详细记载了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好太王的事迹，并且描述了高句丽的起源。根据碑文内容，高句丽的创国始祖邹牟王（即朱蒙）出生在中国的北夫余（现今吉林一带），并且与中国中原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高句丽在建立之初，便承认自己是中国北夫余的分支。这一历史事实在碑文中得到明确记载，证明了高句丽作为中国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性质。 高句丽的疆域曾广泛延伸至今天的中国东北以及朝鲜半岛的大片区域。尤其在公元前37年，朱蒙建立高句丽政权时，正是西汉时期，且高句丽政权在历史上多次接受中原朝廷的册封。即便高句丽与中国中原的关系并非始终和谐，其作为中国东北的一个地方政权，依旧与中原王朝有着紧密的政治、文化联系。高句丽与中国的关系，贯穿了多个朝代，从西汉至隋唐，一直没有改变。 然而，历史学界近年来的争论焦点之一，便是韩国部分学者将高句丽与现代的韩国进行联系，主张“高句丽是韩国的祖先”。这种观点虽然受到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但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高句丽灭亡后，其遗族一部分被唐朝俘虏，另一部分则南下与新罗民族融合，成为了今天朝鲜半岛的先民之一。正因如此，高句丽的文化遗产更多的是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韩国也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推广高句丽文化，并将其视为自己历史的起源。200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高句丽的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列为世界遗产名录。这一举措，被一些学者视为承认高句丽文化的全球重要性。然而，实际上这一文化遗产应当归属于中国东北，而非韩国。在这一过程中，韩国更是将部分高句丽文化遗物纳入其国家遗产范畴，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朝鲜半岛的历史与中国的关系是深刻而复杂的。韩国历史上长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且在语言、文字、艺术等多个领域深受中国影响。朝鲜半岛的历史记载主要采用汉字，如果没有对汉文化的理解，朝鲜半岛的历史几乎无法被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