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仙台读书时，曾在给许寿裳先生的信中提到过一件令他不快的事情：某些同学在公共浴堂爬到高处窥视对面的女子洗澡。这件事发生在1940年9月，鲁迅来到仙台的那个冬季，气候极为寒冷，他每日前往公共浴堂泡澡取暖。 在仙台的浴堂里，男女客人被一道矮小的木墙隔开，这样的布局令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感到惊奇。一些同学因好奇而爬上高处，窥视女客人沐浴。鲁迅对此深感不满，他在信中写道：“昨夜读《天演论》，故有此神来之笔！”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与留学生在浴堂的行为作比较，显然并非表扬。 严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因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而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影响深远。而与他齐名的林纾，则因翻译许多西方文学作品而广受赞誉。鲁迅年轻时深受这两位人物的影响，但随着思想的成熟，他对严复和林纾的看法逐渐发生了转变。 鲁迅的思想变化，尤其是在“幻灯片事件”之后，显得尤为明显。这一事件标志着他弃医从文的重要转折点。在一堂细菌课上，教师播放了一段关于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其中展示了一个中国间谍被俄国捕捉并处决的场景。幻灯片中的围观者大多是中国人，他们对即将处死的同胞无动于衷，甚至有的露出笑容。 这幅画面令鲁迅震惊不已。被处决的中国人身体强壮，却眼神空洞，仿佛生命已经失去意义。这一刻，鲁迅意识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不再是有尊严的民族，而是任人侮辱的弱者。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周围的同胞，甚至包括留学生，竟对这一切麻木不仁，甚至为日本人处决中国人喝彩。 这一事件深刻触动了鲁迅，他开始深刻反思中国民族的自卑与麻木，意识到即使拥有强健的体魄，当自卑和麻木成为民族的根基，再强大的身体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这一转变，促使他最终选择弃医从文，用笔触去唤醒沉睡的民族，发出反思与警醒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