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的一天晚上，鲁迅刚躺下休息。这时，朱安突然爬到床上哀求：“大先生，你就

1906年的一天晚上，鲁迅刚躺下休息。这时，朱安突然爬到床上哀求：“大先生，你就给我一个孩子吧......”鲁迅一听，猛然起身，“啪”的一声，将水杯摔在地上，怒斥道：“赶紧给我出去.....” 朱安出生于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家庭，然而随着父母的去世，朱安不得不遵从安排，嫁给了鲁迅。 1898年，鲁迅带着沉重的家庭负担离开了绍兴，去南京求学。 两年后，父亲去世，弟弟因病早逝，祖父因参与政治事务被监禁。 鲁瑞，鲁迅的母亲，开始为儿子的婚事奔走。 朱安年近二十，按当时的社会标准已经是“老姑娘”。 朱家也急需通过婚姻改变现状。 最终，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得以成行。 1906年，朱安穿着大一号的绣花鞋步入花轿，未料鞋子在轿内掉了出来。 新郎鲁迅为迎合当时社会的期望，他不得不佩戴一顶假辫子，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矛盾。 事实上，在他赴日本求学期间，他曾尝试向母亲提出悔婚的请求，然而鲁瑞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到两家人的名誉，因此坚持不允许撤销婚约。 他在婚后依然尽力履行作为丈夫的责任。 婚礼的当天，鲁迅表面上依照传统举行了所有仪式，穿戴整齐。 婚后的洞房里，鲁迅几乎不与她言语。 他便回到了母亲的房间。 对鲁迅来说，朱安的身份更像是母亲赠送的“礼物”。 婚后的第三天，鲁迅便离开了，重新回到日本继续学业。 四年后，鲁迅归国，但对朱安依旧冷漠。 她每天早起晚归，尽力取悦公婆，但鲁迅对她的关心寥寥无几。 尽管如此，他依然履行了对朱安的供养责任，将她带到北京。 她希望拉近彼此的关系，鲁迅依旧保持距离，甚至要求减少与她的接触。 此后，鲁迅与兄弟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家庭内部的矛盾不断加剧。 鲁迅选择搬家，并向朱安提出是否愿意随他一同离开。 朱安并没有选择回到故乡绍兴，而是表示希望与鲁迅一起搬到新地方，照顾老太太。 尽管鲁迅心底期望她能够回到绍兴，他还是无奈地接受了朱安的选择。 在北京，朱安依旧照料家庭，特别是在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面前。 鲁老太太对朱安的依赖越来越深，甚至在鲁迅和周作人发生争执时，朱安始终站在鲁老太太一方。 在鲁老太太临终时，她特意嘱咐周作人将月钱交给朱安，表示这是朱安应得的。 尽管朱安在婚姻中付出了许多努力，她内心的失落始终无法抑制。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朱安向邻家的女孩透露了自己的心事，形容自己如同一只蜗牛，虽然努力向上爬。 即便她尝试过改变自己，学习体操，剪去发髻。 此前，鲁迅留学归国后，他有着极为丰富的阅历和见识，而朱安则大门不出。 鲁迅多次尝试与朱安沟通，却发现两人思想的巨大差异使得对话无果。 在他看来，朱安的言谈往往缺乏深度，甚至有时显得自作聪明。 他曾提到，朱安声称自己也吃过一种在他看来极为稀有的日本食品，这一食品在她的家乡甚至全国都不曾出现过。 朱安始终尽力想通过她自己有限的方式去迎合鲁迅的需求。 她曾多次为他做些小事，比如做新棉裤，尽管这些举动最终并未得到鲁迅的认可。 她细心观察鲁迅的日常，尝试从他吃剩的饭菜中猜测他的口味，却从未向他直接询问。 朱安尽管满怀期待，但在鲁迅眼中，她更多的是负担。 鲁迅在一次谈话中曾提到，自己与朱安的婚姻并没有爱情的成分，仅仅是一种社会义务的履行。 然而，朱安并未因此放弃，依然努力去做一个尽责的妻子，她的行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现出那个时代女性的无奈。 她没有鲁迅那样的知识和见识，无法与他在思想上产生共鸣。 鲁迅去世后，原本由鲁迅承担的生活费用被中断，生活变得十分艰难。 尽管许广平尽力帮助她，但随着战乱加剧，物价暴涨，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朱安甚至面临着是否出售鲁迅的藏书。 她曾表达过自己也应该被视作鲁迅的“遗物”一样受到保护。 然而，最终她依然选择了遵从许广平的安排。 1947年，她在西三条胡同安静地离世。 她在鲁迅去世后所做的种种努力，尤其是保护鲁迅遗物的决心，得到了后人认同。 参考文献：[1]刘欣.《鲁迅研究月刊》新封面设计理念——写在总第五百零一期改版之际[J].鲁迅研究月刊,2024(1):9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