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县区当副县长，需要主动添加书记县长的联系方式和微信吗？ 看到有网友说这是干部年轻化严重、干部视野狭窄、宅男宅女特别多的问题。 我看并非如此。这只不过是过去的一个巨大漏洞，在干部年轻化严重、干部视野狭窄、宅男宅女特别多的情况下暴露了出来。 很早以前我就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前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公务员培训工作。 目前公务员培训仍旧是手工作坊式的。 我们常说的、涉及到公务员的、社会化、规范化的培训工作，说起来有三种，一种是公务员考试培训，一种是新录用公务员培训，一种是公务员在职培训。 这两种培训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全都不教行政运行规则。或者说，前者只作为考试题目讲一些社会常识，偶尔会设计到行政，但并不真正涉及行政。后者只是讲一些基本的章程，以及找一些 “过来人”讲一讲经验，其中很多经验必然有行政运行规则作为基础，但是默认所有人都知道所以不讲。 中唐名相李德裕曾经批评科举出身的官员不懂得基本的政治规则，认为必须几代都是官宦世家出身才能熟悉行政。他这个认识乍看上去是反动的。但是，恰恰不是。他这个认识是务实的。现实是反动的，则务实的认识就仿佛是反动的。反动的是现状，并不是说他的思想在当时是反动的。李德裕在思想上是希望中唐官员能够摆脱藩镇势力的影响，坚决站在打击藩镇的一边。而他面临的现实就是科举出身的官员由于成长期间的思想认识问题而太容易被官场老油条以及藩镇势力生吞活剥。所以这一个乍看上去反对科举制的观点，其实只是在指出科举制的弊端。 然而大部分人分不清一个人的言论究竟是对现实现象的描述还是对理想方向的阐述，很容易将针对现实的批评理解为针对理想的反动。这就好像刘邦和刘太公对话。刘太公总是说刘邦不置产业。等刘邦当了皇帝，就问他如今我的产业大不大。有的人就觉得，刘邦是个贪鄙之徒。这就是混淆了描述和阐述的区别。刘太公只能听懂产业，所以刘邦只能对他讲产业。刘邦为什么不对张良说产业呢？张良为什么说刘邦“天授”呢？难道贵族出身的张良也贪鄙吗？看张良的历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刘邦要对刘太公讲这些呢？因为对方只能听懂这些，所以刘邦只能讲这些。 李德裕遇到的困境，和我们如今遇到的困境很相似。所不同的是，李德裕的唐朝时代，还会组织新科进士们去学习，去观政，很多人都要去各类幕府去从事实际工作。所以李德裕最主要的困扰是两个 。一个是科举人才培养周期太长，一个是科举人才被藩镇控制。 唐代对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还是培养的，只不过毕竟那是科举制的早期，很多制度还不完善。 明代科举制就完善多了。比如说，明代科举制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举人必须懂得法律、而且有审判能力。明代科举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试判。你得断案，才能通过科举。 很多人都说，明清八股文束缚了人的思想，导致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没有实际才能。这是乾隆取消法律内容、废除试判制度以后造成的后果。要骂请骂乾隆。如果你认为乾隆是明朝的君王，那我只能说，我没想到你黑清黑到连清朝的独立性都不承认的地步了。 明朝这个办法相当于说，所有公务员都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并主持模拟庭审过关。这就有点像教师必须通过试讲一样了。 而明代的科举，进士固然会在观政阶段以后直接授官，进士之前的举人也不闲着。他们会和县令一起参与地方政务，必要时甚至会弹劾县令。其身份地位，不是区区小吏可以比拟的。 相当于说，唐代的科举取士是各种幕府去做事，很容易会被限制。明代的科举取士则是和县令平起平坐。所以明代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说科举人才没有独立性主动性，而是不踏实。清代反思的时候也认为明代学风太轻浮了。至于我们所说的八股文束缚思想什么的，你只要稍微看过基本明代话本，就会知道明代那些人对当代社会风情的了解能把现代人吊起来打。 这实际上是教育的耻辱。不过他们早就习惯了，所以早就不以为耻了。现在不还巴巴地在那喊减负呢。纯粹就是打着给学生减负的旗号给老师减负。我听说长期以来一直在降低学习难度的原因之一就是教材编写得太全面，导致学生自学以后可以吊打老师，所以老师意见很大。我想了一下，当初看到新版教材的时候觉得新教材还不错，觉得不错的原因是里面有很多新奇的内容，而这种感觉其实应该出现在课外书、杂志上。仔细想想，当时看的新教材其实已经出现了混剪的问题了。 我们的干部培训，在过去主要依靠的是社会自然培训。 而早先的教育还不至于卷得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普及度也不够高，很多地方的教育水平也很呛，所以社会经验丰富的人还是很多的。无论是纪律最坏的歹徒当街砍人、混混直接进宿舍抢劫、以及满大街找混混反杀，还是纪律最好的全员尖子拼命赶超、完全不了解窗外事的闷头学习，这些现象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城市里，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这种现象可能也就是少量的几个城市比较少见。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的干部其实都是自然培训出来的。他们什么都见识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