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沈从文喝下煤油割腕自杀，被救后想要拽住妻子张兆和的手，却被冷冷甩开，后来他被转入精神病院，妻子也始终没有去看望。
1929年，27岁的沈从文在北大课堂上对18岁的张兆和一见钟情，一个是来自湘西的穷小子，一个是名门闺秀，两人的相遇如同两条不同轨迹的河流意外交汇，沈从文对张兆和展开了热烈的追求，情书如雪片般飞向张兆和的信箱，字里行间充满了浓烈的爱意。
张兆对这段感情显得有些纠结，不太愿意接受，她欣赏沈从文的才华，却也顾虑两人的背景差异，胡适也曾劝说沈从文放弃，沈从文执着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在他的不懈坚持下，张兆和终被打动，1933年，二人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后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沈从文热情开朗，张兆和却内敛安静，二者性格差异于日常生活中逐渐显现。两人吵架，多半是因为经济紧张和日常作息不统一，抗战一起，沈从文去了西南联大教书，张兆和却留在了北京。两地分隔，他们的感情慢慢变得生疏了。
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曾抱怨生活开销大，而张兆和则不理解他的处境，两人在信中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段时间，沈从文结识了高青子，并与之发展了一段婚外情，他对张兆和的感情慢慢转向了高青子，甚至写了一篇《看虹录》来倾吐自己的情感，这段婚外情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也深深地伤害了张兆和，成为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
1949年，沈从文因不堪政治压力和情感打击，自杀未遂，他想要抓张兆和的手，但她却甩开了，他后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张兆和并没有去探望过他，在沈从文弥留之际，他对张兆和说：“三姐，是我对不起你……”
这句话，是沈从文对这段感情的最终忏悔，也是他悲剧人生的写照，沈从文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悲剧，也是其文学理念与时代冲突的体现，他一直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与政治挂钩，他认为文学应该关注人性、关注生活，而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这种理念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也让他成为了众矢之的。
1930年，沈从文发表了《论郭沫若》，批评郭沫若的小说创作，认为其作品“空话太多”，更直言郭沫若是“看准了时代的变”，这篇文章引发了两人之间的论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频繁对峙，意见总是相左。
1948年，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性为“反动作家”，这篇文章对沈从文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加速了他的精神崩溃，沈从文的“封笔”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感到自己与时代格格不入，他的文学理念无法被接受，他的存在也成为了一个“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沈从文感到非常迷茫和无助。他被安排到了华北大学以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行学习，在这段时间里，他努力地去适应新的环境，并尝试用更加通俗的方式去理解和融入，他努力更新自己的观念，他认为在革命大学里，最有意义的经历就是那些看似平凡的工作，比如打扫茅房和厨房的帮工，这些行为展示了他愿意放下过往，脚踏实地重新出发的坚定意志。
1950年，沈从文从革命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他从一名作家转型为一名文物研究员，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博物馆里，他兢兢业业，不仅鉴定文物，还经常为观众讲解，深受观众喜爱。
然而，在博物馆内部，他却并不受重视，甚至连一间办公室都难以申请到，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开始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创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书可不容易，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挑战，资料匮乏、环境恶劣，都给他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重新开始，最终完成了这部巨著，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正式出版，这部历经21年完成的著作，沈从文先生的著作成功填补了我国服饰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并荣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这本书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他学术生涯的顶峰，更是对他多年不懈努力的肯定。
1988年，他因心脏病复发去世，享年86岁，他的骨灰，一半洒入沱江，一半埋进听涛山，回归了他魂牵梦萦的故乡，沈从文的一生，经历了不少戏剧化的转变，他从湘西走向北平，从文坛走向博物馆，从作家转型为学者，他的经历让人难忘，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好好继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