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毛主席问高碧岑：“中国北接苏联，南靠印度，东邻日本，若他们联手从各个方向进攻，我们该如何应对？”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9年夏日的中南海，一个关于四方围攻的战略设问，揭开了一段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篇章，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新中国成立二十年来面临的最严峻外交困境，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国博弈。 当时的国际形势，如同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在这盘棋局中，中国、美国、苏联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三角关系，每一步棋的走向，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改变整个局势的走向，特别是在中苏关系降至冰点的背景下，这种三角关系更显得扑朔迷离。 八十多个师、110万大军的布署，2万余辆坦克组成的钢铁长城，3000架战机在边境线上空盘旋，这些数字背后是苏联展现出的咄咄逼人态势，在外蒙古和外贝加尔军区，450余架可携带氢弹的轰炸机时刻待命，这些武器装备几乎占到了苏联全部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一，边境居民每天都能看到令人不安的军事演习场景。 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在克什米尔、锡金和藏南地区都部署了重兵，时不时举行军事演习，向中国施加压力，而在东部，虽然日本没有与中国直接接壤，但通过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其驻日美军基地构成了另一个潜在的威胁点。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国际局势却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969年6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抛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试图在亚洲编织一张包围中国的网，然而，这个提议却遭到了美国的反对，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多次公开表态，不同意苏联的这一主张，更反对苏联对中国采取核打击行动。 这种态度的背后，折射出美苏之间的深层矛盾，美国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对立，在越南战场上与中国隔空较量，但显然不愿看到苏联在亚洲独大，这种微妙的态度变化，为中国的战略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观察窗口。 经过深入分析，中国领导层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判断：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而美苏之间的矛盾又大于中苏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为后来的“远交近攻”战略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个需要极大政治智慧和战略勇气的判断，它意味着要在不改变意识形态立场的前提下，实现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不是简单的策略转变，而是建立在对国际格局深刻洞察基础上的战略抉择。 就在中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外交压力时，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契机正在悄然形成，这个契机的把握，需要非凡的战略智慧，而这种智慧，在一个关于四方围攻的战略设问中，已经显露出了端倪。 在1969年的国际风云中，中国领导层敏锐地捕捉到了国际格局中的细微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美国对苏联“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反对态度上，更反映在新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中。 尼克松虽然以“老右派”著称，但他的政治智慧却在访问东欧国家的举动中显露无遗，这些访问背后，暗含着美国对苏联东欧统治的挑战，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观察点，因为它表明，美苏之间的裂痕正在加深，而这种裂痕恰恰为中国的战略转型提供了可能性。 与苏联占领过中国领土不同，美国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对立，但从未直接侵占过中国的领土，这种差异性认知，成为了战略调整的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层认识到，作为世界大国，中美两国长期互不往来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持续的状态。 突破口的选择极具匠心，在正式外交渠道尚未开启的情况下，中国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小球转动大球”，1971年的“乒乓外交”，看似是一场简单的体育交流，实则暗含深意，这种方式既避免了直接的政治接触可能带来的风险，又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与此同时，中国并未完全关闭与苏联的谈判渠道，1969年9月，在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葬礼期间，中苏领导人的会晤有效缓和了两国剑拔弩张的局势，这种平衡之道，展现了中国外交的高超智慧，它既没有因为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而完全对抗苏联，也没有因为与苏联保持谈判而放弃对美关系的突破。 1972年，尼克松访华成为了这一时期最具标志性的历史事件，这次访问不仅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更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打破了冷战格局下的阵营对立，开创了大国关系的新模式。 1972年，中国与18个主要国家建交，这种外交上的突破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关键的外部条件，从这个角度看，1969年的战略抉择，不仅化解了当时的困局，更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信息来源：环球网——基辛格：中国崛起或致世界两极化甚至爆热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