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军队规模缩减‘让我想哭’
欧洲军队规模太小，不足以应对乌克兰局势升级”
-美国陆军中将兼前国家安全局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麦克马斯特
“欧洲国家没有能力对乌克兰战场进行大规模干预，以支持基辅对抗俄罗斯武装部队”
“无力量大小”
“向乌克兰派遣一支欧洲多国地面部队将难以维持其信誉，并将成为‘一个真正诱人的目标……可能会破坏西方的信誉’”
-军事观察杂志 地球大棋局 海外新鲜事
2025 年 2 月，当波兰总统杜达在布鲁塞尔坚称 “欧洲必须向乌克兰派驻部队” 时，德国总理肖尔茨的沉默如同一声叹息。这场围绕 10 万欧洲军队部署计划的争论，暴露出北约联盟深层的军事贫血症 —— 正如美国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所言：“欧洲军队规模之小，足以让任何战略家潸然泪下。”
欧洲的军事困境可追溯至冷战后的战略幻觉。1991 年苏联解体时，德国联邦国防军兵力达 58 万，法国常备军 44 万，英国亦有 30 万之众。而到了 2024 年，三国兵力分别萎缩至 18 万、20 万和 14 万，总规模不及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部署的合同兵数量。
这种衰退在乌克兰危机中显露无遗：法国总统马克龙虽高调宣称 “不排除出兵”，但其陆军现役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仅 222 辆，尚不足以装备一个完整的装甲师。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欧洲出兵 20 万” 计划，本质上是将军事责任转嫁的精致算计。2024 年 12 月，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在巴黎会见泽连斯基时明确表示，美国不参与地面行动，仅提供 “支持”。
这种安排暗含双重风险：其一，欧洲国家需在三年内将国防开支占比从平均 1.5% 提升至 2.5%，仅德国就需额外支出 480 亿欧元；其二，10 万缺乏重装备的欧洲轻步兵无异于活靶子。
军工产能的萎缩进一步削弱欧洲行动力。
以 155 毫米炮弹为例，2024 年欧盟总产量仅 48 万发，而俄罗斯月均产量达 30 万发。
波兰国防部长马里乌什・布拉什恰克坦言：“我们的弹药库存只够维持高强度作战两周。”
更致命的是关键装备的代际断层：德国承诺提供的 “豹 2A7” 主战坦克因供应链问题仅交付 18 辆，不及承诺数量的三分之一；法国 “凯撒” 自行火炮的精密电子元件依赖台积电代工，受台海局势影响交付延期。
乌克兰战场成为欧洲军事短板的显微镜。
2024 年 7 月，乌军为填补兵力缺口被迫征召囚犯，暴露出西方代理人战争的残酷逻辑。而欧洲试图复制的 “苏洛维金防线” 更显荒诞 —— 乌军修筑的三道防线耗资 32 亿欧元，但其混凝土标号仅为俄军防线的一半，反坦克壕深度不足 3 米，在 “TOS-1A” 温压火箭炮面前形同虚设。
这种 “低配版” 防御工事，恰似欧洲军事雄心的隐喻。
2024 年 12 月，俄战略导弹部队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宣布启动新型核武器计划，将 “萨尔马特” 洲际导弹的部署数量增加至 46 枚。
这种 “以核止兵” 的威慑，迫使欧洲在出兵问题上自我设限：德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玛丽 - 阿格内斯・斯特拉克 - 齐默尔曼承认，“任何欧洲部队进入乌克兰都将触发《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之外的灰色地带”。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军事文化的退化。
英国陆军现役的 “挑战者 2” 主战坦克仅 148 辆，且缺乏现代化升级，其总指挥曾自嘲 “这支部队更适合参加历史重演而非现代战争”。
法国外籍兵团第 2 伞兵团在萨赫勒地区的反恐行动中，因过度依赖美军无人机支援，被讥为 “戴贝雷帽的技术乞丐”。
当欧洲军官还在研讨 “城市战伦理准则” 时，俄军已在马里乌波尔实践了 “温压弹 - 无人机 - 心理战” 三位一体战术。
北约威斯巴登司令部的成立，暴露了联盟的认知失调。
这个号称协调对乌军援的指挥中枢，实际运作中却陷入官僚主义泥潭：波兰提供的 T-72 坦克需经立陶宛转运，意大利的 “阿斯派德” 防空导弹因软件兼容问题闲置仓库，英国 “硫磺石” 导弹的 GPS 频段与乌军系统冲突。
这种低效本质上是军事主权的碎片化 —— 欧盟 27 国使用 19 种不同口径的火炮、23 种通讯加密协议，标准化程度甚至低于非洲联盟。
历史的阴影始终笼罩欧洲的决策。
1938 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英法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如今以数字化形式重现：马克龙提议的 “4 万欧洲军队” 实为政治姿态，其核心诉求是避免在美国战略收缩中被边缘化。
而波兰的激进主张则令人想起毕苏斯基时代的 “海间联邦” 幻想 —— 华沙试图通过乌克兰驻军重建东欧霸权，却低估了俄罗斯在别尔哥罗德至库尔斯克一线部署的 “棱堡” 电子战系统的杀伤半径。
欧洲的军事困境实为冷战后和平红利透支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