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著名人类学家马长寿在《凉山罗夷考察报告》中说：“凉山夷族，自古以来以勇武著称，其好战之性，冠于东亚各族。其民风强悍，勇于战斗，不畏强敌，常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实为东亚最好战之民族。”
凉山彝族并非只是在长期封闭环境下持续进行有限低烈度的战争，南诏大理统治时期的情形现在囿于史料缺乏，我们搞不清楚。但自元初以来，中央王朝对凉山彝族的大规模用兵就没有停止过，有些战争的规模和烈度并不小。
元初人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说：“罗罗，即乌蛮也。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配双刀，喜斗好杀，父子昆弟之间，一言不相下，则兵刃相接，以轻死为勇……酋长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葬毕，用七宝偶人，藏之高楼，盗取邻近贵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则不能祭。祭祀时，亲戚毕至，宰祭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多养义士，名苴可，厚赡之。遇战斗，视死如归。善造坚甲利刃，有价值数十马者。标枪劲弩，置毒矢末，霑血立死。”
元朝时期，凉山属于云南行省管辖，李京以宣慰副使身份“从脱脱平章平越巂之叛”，亲身参与过和凉山彝族的战争。
元世忽必烈至元六年，以招讨使怯绵讨凉山彝酋建蒂，大败，怯绵被处死。至元九年，忽必烈又“敕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帖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部下，并忙古带等十八族、欲速公弄等土番军，同征”凉山彝酋建蒂，战争长达7年之久，元军一度失利，死伤甚众。至顺元年，元文宗又“发朵甘思、朵思麻及巩昌诸军，命河南平章彻里帖木儿同武靖王搠思班由四川，陕西平章教化从豫王阿剌忒失里八番”，夹攻凉山彝酋撒加伯。明年“撒加伯复叛”，元朝又“以陕西兵直抵罗罗斯，碉门兵趋邛部州”，征剿凉山叛彝。
明人范守己《建昌九夷考》载：“猓玀，其人性狠好杀。男女插发著长衣，腰系皮带曰饥饱索，裹帕，赤足，身佩刀剑，居板屋，刀耕火种，喜猎。有事以艾灸羊膊卜吉凶，有急以刃刺人或自刺而死，轻生乐斗盖其俗习。”
“建昌”即今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范守己在这里所说的“建昌”是泛指今凉山地区。
明代中叶以后，川南“边备日弛，蛮害日惨，官军日耗，屯堡日虚”，“旧额宁番一卫为屯者凡九十有二，今无一人存矣。行数十里，鸡犬无声，人烟绝迹”，“诸夷狺起，越嶲之间行旅为绝”。万历十五年，四川都御史奏报朝廷，调集军队征剿凉山，结果三路皆败。万历十六年七月，明朝急命松播镇总兵官李应祥、成都府同知余昭、叙州府唐导钦、同知陈守听，马湖参将郭成、朱文达、万鳌、田中科，中镇将周于德、腾国光，乌蒙土官禄荣、通判杨成，播州土司杨应龙、建昌将王之翰、杨师旦等从征，并调集汉土官兵四万余人，分兵三路，一自马湖，一自中镇，一自建昌，向凉山彝族发起全面进攻，历时两年苦战，明军师老兵疲，虽有斩获，仍未能将川南彝乱敉平。所以明朝政府不得不再启用大将“以奠封疆”，《明史·刘綎传》载：万历“四十年，四川建昌猓叛，命綎为总兵官讨之……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诸砦，大小五十六战。”实际上仍未将凉山彝族平定，情况反而更为严重。《明熹宗实录》天启五年正月乙丑载：“云南巡按朱泰祯疏言……臣所经建昌一道……独有松林站以至礼州，从禄马站以至白水，共四百里，白骨山积，营垒丘墟，室庐空旷，夷氛独横。”
清朝统治川南地区两百多年，对凉山彝族的大规模用兵就达到20多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雍正年间川陕总督岳钟琪与云贵总督鄂尔泰联合进剿凉山。道光十七年，以四川提督多隆武、骁将余步云征剿凉山。同治七年以湘军名将周达武统兵二万，由西昌深入凉山，至美姑牛牛坝，久战天晚，觅径不得，遂致大败。后周达武在越嶲厅晒金关(今属四川汉源县)立《征剿建南夷匪碑记》，其中讲道自古用兵凉山有三难：“建南之中，群山所部，峻途绝险，足茧艰步，难一；猓夷野处，蹊经熟悉，猱猿善登，如履平地，常以羊皮裹数日行粮，力强轻战，难二；夷地辽阔，群蛮散处，不能聚歼，败则兔脱，胜则蜂屯，善于攻人之整，袭人之疲，乘人之退，常以数十人敌千数百人之众，难三”。光绪三十四年，英国探险家巴尔克在凉山被黑彝阿侯家杀死，引发外交争端，清朝从西昌和马边两路出兵攻打凉山，阿侯家彝族坚壁清野，遁入深山，清军修了一座昭觉县城后退出，号称“拓地千里”，实际上并不能控制凉山彝族。
辛亥革命以后，边疆社会秩序崩溃，大小凉山彝族奴隶主武装四出烧杀掳掠，按西昌名士刘芷汀1947年在《倮区汉奴吁天录》序言中披露：“乃有凶暴成性，违抗政令，不率教化之倮族，繁衍于川康滇省间，年年月月，燬人庐舍，劫人财物，伤人生命，掳掠汉族数十百万，辗转售卖……民元以来，军阀割据，罔顾边关，犹任其肆意猖狂，宁属（今四川凉山和攀枝花地区）各县无日不掳，无夜不抢，无一乡村不遭焚杀搂掠。如西昌小麻柳二十馀村堡，二三日间焚杀掳尽……盐源黄草坝，最繁盛之乡镇，无一户幸免，田土尽荒。盐边县大有田场，人民千馀户，民（国）十四年完全消灭……西昌县城外数里之北山东西两河，人民千馀户，多被捆杀……西昌北行，傍山大路，行人绝迹……外省客藉人，未曾身受，以为妄谈，且加非议，令群众痛心。”
国民党统治川南二十多年，对凉山彝族的大规模军事征剿就有20多次，几乎平均每年就有一次。其中最著名的两次是：
1945年，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命其侄刘元瑄等率部两万余人进剿普雄彝区，结果大败，普雄彝族并焚掠越西、冕宁、甘洛、石棉各汉族乡镇，震动整个川南，使国民党政府无法善后。
1946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再剿普雄，派亲信贺国光主持西昌军事，仍以刘文辉之侄刘元瑄为指挥，调集西康各路地方军队，同时出动中央军和空军助战，此事当时在全国的报纸上都闹得沸沸扬扬。
1950年，国民党军胡宗南、贺国光残部并家属万余人在西昌北山与喜德、越西等处彝区为彝族部落武装所劫杀，这就是所谓的国民党军万人男女裸身大逃亡事件，此为国民党自黄埔建军以来从未有过之奇耻大辱。
马长寿是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史学家，长期从事东亚民族史研究，抗战时期曾经深入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7个月的社会调查，他在《凉山罗夷考察报告》中说凉山彝族“实为东亚最好战之民族”，这是对凉山黑彝性质的一种描述，我认为不是无的放矢。解放后由著名民族学家李绍明统稿、邓力群负责审查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中，同样讲到“凉山黑奴隶主以好战为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