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开国第一宴，周恩来定菜谱，国宴酒为何不选茅台选汾酒？ 1984年的一个秋日，外交部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一份新的国宴标准正式出台：今后的国宴一律不再使用茅台等烈性白酒，每位外宾的接待标准需严格控制在100元以内。这份来自国务院的指示，不仅是对奢靡之风的一次重要整肃，更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宴传统的一次继承与发展。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35年前的新中国开国大典上，第一次国宴就已经为后来的节俭之风定下了基调。在那场承载着特殊历史意义的国宴上，主办方选用的不是今天享誉海内外的茅台，而是来自山西的汾酒。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背后，却蕴含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治国理念。 时光倒流至1984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宴已经成为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然而，随着接待规格和规模的不断提升，一些铺张浪费的现象也逐渐显现。外交部的这份新规定，正是对这种趋势的及时纠正。 新规定的出台引发了人们对早期国宴的追忆。特别是那场开国第一宴，其朴实无华的风格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印证。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领导人在操办第一场国宴时就充分展现了务实的作风。从菜品的选择到酒水的安排，无不体现着新政权的理政方向。 这场开国第一宴的选择，也为此后的国宴确立了基本原则：既要端庄大方，又要力戒奢华；既要彰显文化，更要注重实效。这种精神一直延续至今，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后国力显著增强的时期，节俭的传统依然得到了坚持和发扬。 1984年的这份新规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1949年开国第一宴精神的一次回归。从选用汾酒到限制烈酒，从简约菜单到费用标准，都体现着中国政府一以贯之的节俭态度。这种传承，不仅仅是行政制度的延续，更是治国理念的传承。 回望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开国大典这样重要的场合，新中国的领导人们会选择汾酒而非茅台？这个选择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回到1949年的北京，重新审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 这段曾经被历史尘埃掩盖的往事，不仅记录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选择，更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领导人的治国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政权的气质不在于表面的奢华，而在于内在的品格。正是这种朴实的作风，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础。 1949年的金秋时节，北京城里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筹备开国大典后的国宴。经过慎重考虑，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宴会选址定在了北京饭店。 北京饭店并非寻常之选。这座被誉为＂远东唯一豪华酒店＂的建筑，见证过无数重要历史时刻。早在1947年，它就曾接待过中共代表团。如今，它即将再次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扮演重要角色。饭店的每位员工都怀着特殊的使命感，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菜系的选择是一个重要课题。在周恩来总理的深思熟虑下，最终确定以淮扬菜为主。这个决定颇具匠心：淮扬菜以其清淡鲜美的特色，既能展现中国烹饪的精髓，又容易被各地宾客接受。为确保菜品品质，余心清特地从北京知名的淮扬饭庄＂玉华台＂请来了几位烹饪大师。 北京饭店的郑连富担任宴会总管，他对每个细节都严格把关。从餐桌的布置到上菜的路线，甚至每道菜的间隔时间，都经过反复推敲。为确保万无一失，所有食材都经过了严格的检疫把关。 在选择国宴用酒的过程中，余心清与周恩来进行了深入探讨。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选择不仅关系到宴会品质，更要考虑现实条件和政府形象。最终，山西汾酒成为了这场历史性宴会的指定用酒。 选择汾酒而非茅台，背后有着多重考量。首先是地理因素，1949年6月山西汾阳已实现解放，并成立了国营汾酒厂，而贵州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其次是生产能力，当时的汾酒厂已形成稳定的产能，而茅台酒仍处于作坊生产阶段。此外，汾酒相对亲民的价格也更符合新政府勤俭节约的作风。 10月1日下午5点，开国大典结束后，600多位来自各界的代表陆续抵达北京饭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中央领导人率先入场，整个大厅里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因需要处理紧急公务，未能出席这场晚宴，直到晚上才在城楼上观看了焰火表演。 宴会上的菜品虽然都是家常菜，如五香鱼、油淋鸡、燕菜汤等，但在饭店大厨们的精心烹制下，都呈现出不俗的品质。当天的宴席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他们对这种不失水准又不显奢华的安排表示认同。 这场开国第一宴的成功举办，为新中国的国宴制度开创了先河。它证明，一场成功的国宴不在于奢华排场，而在于是否能够彰显国家的气度和品格。而汾酒的选用，也为后来茅台酒厂在1951年正式成立后的发展预留了充分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