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曾国藩胞弟的曾孙女曾昭燏，登上了南京灵谷寺，随即纵身跃下。事后，人们在她的大衣口袋中翻出了一张字条，上面留有短短8个字，却让人潸然泪下。 1938年，27岁的曾昭燏以优异的成绩从伦敦大学考古系毕业。然而就在这一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的铁蹄践踏神州大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读书人的报国之心，在曾昭燏的血液里沸腾。她毅然放弃了导师提供的优渥工作，只身回到祖国。一落地，她就直奔当时的陪都重庆，加入了中央博物馆筹备处。 在筹备处，曾昭燏与著名史学家傅斯年、考古学家郭宝钧等同事并肩战斗在文物保护的第一线。战事吃紧，日机狂轰滥炸，到处断壁残垣，文物损毁严重。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搜集、清点散落各地的国宝級文物，编制珍贵的古籍善本目录。 1948年，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国民党政府丧失民心，节节败退，又打算将大批国家宝藏文物秘密运往台湾。消息传出，举国震惊。 作为筹备处的领导成员，曾昭燏第一时间联合吴有训、陶孟和、徐森玉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上书政府，严正抗议这一决定。他们慷慨陈词，指出国宝文物属于全国人民，理应永存祖国大陆。政府若执意分裂，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在曾昭燏等人的坚决斗争下，852箱已运抵台湾的国宝文物被原数截回。这是曾昭燏一生中最引以为豪的功绩之一。日后每每忆及，她都会热泪盈眶。 1949年，曾昭燏响应党的号召，从北平南下，到南京参与接管和复员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工作。院藏文物浩如烟海，鉴定、分类、编目的工作千头万绪。 身先士卒的曾昭燏经常通宵达旦地加班加点。同事们劝她要注意休息，她却笑着说:＂革命工作就是比较紧张，我是自愿的，不要紧。＂ 50年代初，新中国百业待兴，考古发掘如火如荼地开展。身为中央文化部古物局局长，曾昭燏亲自参与和指导了一系列重大考古项目。 1952年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出土了大量甲骨文；1954年山西襄汾丁村遗址发掘，确认了仰韶文化晚期的多种典型器物。每一次，曾昭燏都臵身一线，跋涉千里，汗流浃背。 在繁重的行政和外勤工作之余，曾昭燏还著书立说，先后撰写出版了《安阳殷墟》、《夏鼐生平及其考古工作》等多部考古论著。其中的许多研究观点，直到今天依然是考古学界的金科玉律。 曾昭燏视考古为己任，但她并没有局限于学院之内。每逢节假日，她都会走上街头，向普通老百姓宣讲文物保护知识。 有一次，她在南京街头遇到一个贩卖古董的小贩，其中不乏珍贵文物。曾昭燏耐心地给他讲解文物的历史和价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小贩被打动了，主动将手中的文物捐给了国家。 除了痴迷考古，爱国赤子之心也始终在曾昭燏胸中熊熊燃烧。抗战时期，她和很多文化名人一样身体力行，将自己微薄的积蓄悉数捐献，支援前方将士。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曾昭燏再次慷慨解囊，为志愿军购置了一批急需的御寒物资。家人担心地问:＂你自己都入不敷出了，哪来这么多钱？＂＂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嘛。＂曾昭燏淡然一笑。 50年代中后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像一张大网，笼罩了神州大地。曾国藩作为晚清的殖民走狗，他的后人自然无法幸免。1957年，曾昭燏的二哥、时任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成为第一个被打倒的牺牲品。 接下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曾家的亲朋好友纷纷被卷入这场漩涡。先是曾昭燏的侄子、文学翻译家曾宪倫，又是大学教授曾宪生。前几年去世的堂弟曾虚白，竟被无端扣上了＂汉奸后代＂的帽子。 在那个特殊年代，身份决定命运。作为曾国藩后裔的曾昭燏，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先是一封接一封的揭发信雪片般飞来，让她应接不暇。不久，＂曾昭燏等人的问题＂就成了文博界专项整顿的重中之重。 一天，一群＂革命群众＂冲进了曾昭燏的办公室。他们撕毁了她的书籍手稿，砸坏了亲手发掘的文物标本，还要挟她在全院大会上作检讨。一向温文尔雅的曾昭燏被逼得失声痛哭。那一幕，让在场的同事们无不揪心。 身心的巨大创伤让曾昭燏近乎崩溃。亲人好友或被关押，或被驱逐，有的竟不明不白地失踪了。最心爱的考古和博物馆事业，也被无情地撕得粉碎。人生的一切寄托和希望，像大厦倾颓般轰然坍塌。 1964年的冬天，曾昭燏55岁生日刚过不久。天寒地冻，她的心也冷透了。11月6日，这个从小热爱生命、充满理想的女子，在家中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所幸被及时送医，抢救回来。 家人以为，劫后余生的经历或许会让曾昭燏重燃生的希望。谁知不到一个月，1964年12月22日，她又独自外出，爬上了南京灵谷寺高塔。这一次，她没有留给自己任何中途反悔的余地。双手一松，曾昭燏纵身跃下，瞬间结束了年仅55岁的生命。 事发后，人们在曾昭燏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短短八个字:＂我的死与司机无关＂。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位心地善良的女子，都在为他人着想，生怕连累无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