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三川口，西北狼性创业者李元昊亲率大军歼灭宋军数万人，俘虏大将刘平、石元孙。 这一仗让整个宋廷震怒却不震惊，在大宋看来，党项虽然建国称帝，也只是个噱头，依旧是西北那个整天吃风喝沙放羊牧马的部落，宋军这次惨败属于大将无能，累死三军式失败。 愤怒是要有的，惊吓是不必的。 明白原因就容易解决，换帅就行。 改革派代表人物的范仲淹和韩琦走到了对抗西夏的前线，一起经营大宋西北分公司，务必使业务有起色。 目标是一致的，可意见却是相反的。 范仲淹属于防守派，主张苟住，练兵，搞塔防，经济封锁，憋死西夏。 韩琦则是进攻派，第一他认为西夏就一小创业公司，兵不过四五万，与大宋这个经济总量第一，综合实力第二的上市企业相比九牛一毛；第二他想干票大的，作为西北救火队长他想让自己的KPI特别漂亮。 大宋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模式，这个天下也有例外，就是军事。 大宋的军事决策权必须在皇帝那里，所以攻还是守，必须宋仁宗说了算。 远在东京汴梁的仁宗皇帝在这件事上支持韩琦，第一他也看不上西夏，当年李元昊的爷爷李继迁被他爷爷宋太宗追得满沙漠跑，爸爸李德明大宋大辽两边骗，只要给钱，就跪在地上叫爸爸，不敢呲呲牙，现在家里出了个不孝子，得教育。第二范仲淹防守策略伴随一大堆看了头疼的账本，练兵建塔造城在宋仁宗眼里属于“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满眼全是钱。 宋仁宗还是希望赶快解决西夏，少花钱，办成事儿。 当你需要的时候，上天总会给你机会，不过要加个定语：失败的机会。 一场大败，让韩琦和范仲淹不论攻守，都贬了官。 庆历元年元月(公元1041年)，西北高原的寒风裹挟着沙砾，抽打得延州城墙呜呜作响。城楼上值夜的宋军缩着脖子，望着北面黑漆漆的旷野直打哆嗦——听说那个叫元昊的党项蛮子，又在磨刀了。 西夏入侵不假，假的是消息内容：西夏谋寇渭州(甘肃平凉)，逼近怀远城，镇戎军(宁夏固原)危急。 对假消息，韩琦基本相信，因为他信任帝国的谍报系统。 兵者，诡道，所有的莫测都在真假变幻之间。 元昊表示骗你没商量，入侵是真的，让你知道也是真的，假的是我的目标。 这次元昊的目标是泾原路主力！ 为保证对宋军的全歼，元昊在好水川准备了一盒鸽子和十万兵马，包括最精锐的铁鹞子。 韩琦相当有胆色，亲自到达镇戎军，任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统率御敌，泾原驻泊都监桑择为先锋，钤辖朱观、泾原都监武英等各率本部兵马一起出征。 虽选择主动出击，韩琦并不盲目，兵者，国之大事，必须小心。 韩琦交代任福，咱出征归出征，别乱来，别见到西夏兵就嗷嗷叫地上去砍，坚持一个原则：先看，后打。解释出来是先看看没问题再打。不行就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等西夏大军回去时候打个伏击。 元昊表示不论你埋伏不埋伏，反正我埋伏好了。 按照韩琦的策略，双方很可能打不成，都藏了起来，属于在黄土高原丘陵里玩儿孤独体会寂寞。 可世界的改变是总有人坚持自己的原则。 任福表示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坚持一个字：打。 骑马提枪率兵出城那一刻，任福就是山多任我跑，夏兵任我打。 韩琦的话早被西北黄沙埋在了楼兰古国。 要把任福引到埋伏圈，必须付出，元昊选择丢人丢物。 二月十一日，张家堡南(宁夏固原县张易)，任福大军遭遇西夏骑兵，获胜。 为保证迷惑高效性，佯败的西夏骑兵不但跑，还扔东西。 西夏这么穷，财物比命值钱，为了跑得快保命连财物都不要了，可见是真败。 任福表示夏兵扔东西，咱们也扔。 宋军就把辎重全扔在后面，任幅、桑铎等人率领兵马轻装猛追。 十四日，宋军追至龙竿城北，进入好水川。 此地两山夹一川，正是兵家死地。 正行间，宋军发现路边有很大的银泥盒，任福以为是西夏军逃跑留下的财物，让士兵打开。 这其实是埋伏在两边西夏大军围剿宋军的“美团接单通知”。 泥盒打开刹那，上百只鸽子憋了不知多少天的鸽子迫不及待飞上天际。 比鸽子更迫不及待的是西夏大军。 两侧山崖突然冒出无数西夏旌旗，箭如雨下，铁鹞子重甲骑兵似山洪倾泻，轻步兵如蚁群漫卷。 任福也相当生猛，二话不说领兵死战。日头西斜时，宋军死伤无数。任福身中十余箭，小校刘进劝他换装逃走，这位猛将惨笑："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 大国上将的荣耀，在此刻升华。 最终任福、桑铎等全部殉国。 当天，朱观、武英所部与渭州都监赵律所统两千多骑后继部队也都陷入西夏大军包围。 行营都监王珪率四千五百兵从羊牧隆城前来救援，王珪生猛不在任福之下，直到眼睛中箭，无法作战才回营，当晚伤重身亡。 此战，除了朱观率领千把人撤走，任福、桑铎、武英、王珪、赵律十六名高级将领和万余人士兵全部阵亡。 这次大败真的让宋廷震惊，一向好脾气的宋仁宗都摔了杯子。 韩琦上书自贬，范仲淹一边加强西北防御一边上攻守二策状，表示西北还是要以防守为主。 此战之后，宋军在西北由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守，逐渐探索出弹性防守加浅尝进攻的套路，才慢慢将局势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