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0年，李文忠单独求见舅舅朱元璋，正色道：“陛下胡惟庸一案牵连过多，如果再不禁止我朝人才恐怕要被您杀光了，恐对江山社稷不利。” 洪武十三年秋，曹国公李文忠解下佩剑跪在御阶前，他的奏章上墨迹未干："胡党株连过甚，恐损国本。" 朱元璋摩挲着案头《大明律》，突然将茶盏砸向鎏金柱："你也想学刘伯温吗？"（ 自正月胡惟庸被诛，这场"谋逆案"已吞噬两万三千条性命。 但被斩首的官员中，仅五品以上就有137人，远超胡党实际规模。 这种扩大化清洗，成为朱元璋重塑官僚体系的政治手术。 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丞相制，借机撤销中书省，六部直隶皇帝。 随后开始打击浙东集团，刘基旧部叶琛、章溢等遭清洗。 第三步就是瓦解军功集团，吉安侯陆仲亨等开国武将牵连下狱。 客观来说，其实李文忠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此案导致洪武十三年科举取士人数锐减，不足往届三成。 此时的帝国文官系统已经面临着空前危机。 为何李文忠偏偏要这个时候去惹恼朱元璋？是他看不明白局势吗？ 李文忠选择此时进谏，与其特殊身份密不可分。 作为朱元璋外甥兼养子，他的双重身份曾是皇权延伸的象征。 至正十七年，李文忠率军归附，助朱元璋收编元军三万。 洪武二年的北伐，俘获元昭宗嫡子买的里八剌。 洪武三年时李文忠获封曹国公，位列开国六公爵。 但这种血缘纽带在绝对皇权前不堪一击。 当李文忠提出"保全人才"时，朱元璋看到的不是甥舅亲情，而是军功集团对皇权的潜在威胁。 当晚皇帝密令锦衣卫彻查李文忠府邸，搜出与胡党往来书信七封。 洪武十七年（1384年）李文忠暴卒，太医署记录"病疽卒"。 那段时间舆论漫天，关于散布李文忠"私蓄武士"的传言喧嚣尘上。 李文忠的羽翼也被尽数切断，其旧部被调离京师。 最后来了个还算体面的收场，追封李文忠岐阳王，极尽哀荣。 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在蓝玉案中达到巅峰。 洪武二十六年的腥风血雨里，又有1.5万人头落地，而此时的朱元璋已无需亲自挥动屠刀——满朝文武早已学会在恐惧中保持沉默。 胡惟庸案的余波塑造了明代独特的权力格局，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永乐年间解缙被雪活埋、正统朝于谦遭弃市，皆可视为洪武政治遗产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