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见沈醉等人。一见到沈醉，总理便笑着说：“沈醉啊，你可把我害惨了，因为你，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啊！我对你的东西太着迷了！”一旁的沈醉听后，有些不好意思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特殊情谊，这就是周恩来总理与前军统特务沈醉之间的故事。这段跨越数十年的交集，见证了中国从动荡到和平的历史进程。 1927年，国民党统治时期，上海滩暗流涌动。当时的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创建了中央特科，负责中共的情报工作和重要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 彼时，年轻的沈醉正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复兴社＂工作，这个组织后来演变为令人闻风丧胆的军统局。从此，周恩来与沈醉分别站在了对立的两面，展开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情报较量。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重庆开展统战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此时的沈醉，已经成为军统局的重要特务之一。 在重庆，军统局对周恩来的行动实施了全方位的监控。沈醉作为＂军统三剑客＂之一，多次参与跟踪周恩来的行动。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中共地下工作者早已在暗中布下了天罗地网。 这场看似惊心动魄的跟踪与反跟踪的较量中，周恩来和中共地下工作者始终占据着主动。每一次军统的行动计划，都在中共的严密防范下化为泡影。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曾经的对手沈醉和其他两位＂军统三剑客＂被捕，关押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那里，沈醉开始了自己的思想改造历程。 由于沈醉在抗战期间曾有过为国效力的表现，加上他在管理所期间表现积极，认罪态度诚恳。经过十年的改造，在1960年，沈醉成为了第二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一。 获得特赦后的沈醉，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周恩来总理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为揭示历史真相做出贡献。 在一次谈话中，周恩来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沈醉的独特价值。他说道，对于戴笠这样的军统头子的罪行，共产党人只知道＂核桃壳＂，而像沈醉这样的亲身经历者才了解＂核桃仁＂。这个朴实的比喻，让沈醉明白了自己的责任。 在周总理的鼓励下，沈醉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他首先着手撰写《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这本书真实记录了戴笠的一生，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作为曾经的军统特务，沈醉对戴笠的了解远超常人。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戴笠如何建立和扩张军统特务系统，以及军统在抗战时期的种种作为。这些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我所知道的戴笠》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本书不仅记录了历史，更展现了一个特务组织的内部运作机制。许多读者通过这本书，第一次了解到了那段历史的真相。 这本书的成功，给了沈醉极大的信心。他随后又创作了《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等多部作品，每一本都以真实的历史记录为基础，展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方方面面。 在创作过程中，沈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既不回避自己曾经的错误，也不夸大自己的功绩，而是用平实的笔触记录历史。这种诚实的态度，赢得了读者的信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魔窟生涯》和《囚徒：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这两部作品。这些书不仅记录了战犯管理所的生活，更展现了新中国对待战犯的政策。从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既坚持惩治战犯的原则，又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沈醉的转变和成就，成为了战犯改造工作的一个典型案例。从一个军统特务到一个纪实文学作家，这种身份的转变证明了新中国的政策是正确的。 1963年春节，中南海内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这一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宴请了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其中就包括了沈醉。 宴会厅内，周恩来总理一见到沈醉就笑着说：＂沈醉啊，你可把我害苦了，因为你，我好几天没睡好觉，我对你的东西太着迷了！＂这番话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原来，周总理收到《我所知道的戴笠》这本书后，工作再忙也要挤时间阅读。由于白天政务繁忙，周总理只能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来读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