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孙传芳下令处决被俘的施从滨，手下劝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传芳不听，将施从滨处决后，让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上“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暴尸三日。 1925年的中国，北洋军阀割据势力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的中国，实际上被三位军阀瓜分：张作霖控制东北三省，吴佩孚占据直隶和河南，孙传芳则掌控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 这三位军阀中，孙传芳的发迹可以说是最为戏剧性的。他出身山东一个贫寒家庭，靠着姐姐嫁给北洋新军军官王英楷，才有机会进入保定军校学习。 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孙传芳又被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回国后，他凭借着过人的手腕和军事才能，很快得到了吴佩孚的赏识。 经过短短几年的时间，孙传芳就从一个普通军官，成长为掌控东南五省的一方诸侯。在他的统治下，东南五省成为了北洋军阀势力最为稳固的地盘之一。 而在山东，张宗昌麾下的副督军施从滨，也是一位颇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作为张宗昌的得力助手，施从滨在军中素有威望。 1925年10月，直系与奉系的矛盾终于爆发。张宗昌派施从滨担任前敌总指挥，率军南下进攻徐州。 这是一场关系到华北、华东势力格局的重要战役。施从滨奉命率军南下，目标是要打通徐州这个连接南北的重要枢纽。 然而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施从滨的部队在进攻过程中遭遇了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双方在徐州、蚌埠一带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由于战略部署上的失误，施从滨的部队陷入了孤军深入的困境。他们被孙传芳的军队层层包围，补给线被切断。 最终，这场战役以施从滨部队的惨败而告终。年近六旬的施从滨在战斗中被俘，落入了孙传芳的手中。 当施从滨被押解到孙传芳的司令部时，整个军营陷入了一片寂静。尽管是战俘身份，施从滨仍然保持着军人的尊严，向孙传芳行了标准的军礼。 在当时的军事制度中，对待被俘的敌军高级将领，通常要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这一规定是北洋政府为了维护军人尊严，避免滥杀俘虏而特别制定的。 孙传芳的参谋长杨文恺第一个站出来进言。他向孙传芳分析道，这是一场内战，如果残酷对待俘虏，只会加剧各方势力之间的仇恨。 不只是杨文恺，司令部中的其他军官也纷纷表态，建议将施从滨押送南京监禁。他们认为，这样既保全了施从滨的性命，又不会影响军心。 然而孙传芳却躺在烟床上，用一种讽刺的语气说：＂汉老，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吗？你马上去上任吧！＂这句话的背后，暗含着处决施从滨的命令。 作为当时的五省联帅，孙传芳完全无视了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他直接下令将施从滨处决，甚至不给施从滨任何申辩的机会。 更为残忍的是，孙传芳命令手下在处决施从滨后，特意用白布写上＂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将其暴尸示众。这种做法，完全超出了正常的军事处置范围。 当施从滨被处决的消息传到吴佩孚耳中时，这位孙传芳的上司立即询问此事。孙传芳却装作不知情，避而不答。 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在军阀混战时期，被俘的高级将领也很少会遭到如此残酷的对待。孙传芳的这一决定，显然带有强烈的个人报复性质。 在整个处决过程中，孙传芳完全无视了部下的劝谏。他不但违反了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更是突破了军人之间的基本道德底线。 最残酷的是，孙传芳在处决施从滨后，还不准红十字会收殓尸体。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军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在军阀统治时期，生命的价值在权力面前显得异常脆弱。这种现象在施从滨的处决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军阀们来说，他们手中的枪炮不仅是争夺地盘的工具，更是处置生命的武器。在那个时代，一个将领的生死往往只取决于另一个将领的一句话。 军阀之间的残酷倾轧，往往超出了正常战争的范畴。他们不仅要打败对手，还要通过残酷的手段来展示自己的权威。 这种残酷性在战俘待遇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即便有红十字会这样的人道主义组织存在，军阀们依然可以肆意践踏人的基本尊严。 从1926年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开始了对北洋军阀的全面清算。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负之争，更是对军阀统治方式的否定。 北伐军的胜利，让像孙传芳这样的军阀逐渐失去了他们的地盘。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军阀们，最终不得不面对历史的清算。 孙传芳的结局似乎带有某种历史的讽刺意味。这位曾经不把人命放在眼里的军阀，最终在一个佛教场所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军阀混战给中国近代史留下了深重的教训。它让人们认识到，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个人专制，最终都会走向自我毁灭。
东哥在三峡
内战杀俘，不仁义，终被其女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