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因为缺钱，就让儿子去找傅作义借钱。周总理得知此事后，说：“此事是我们考虑不周，给他六千元吧！” 1949年4月1日，由张治中担任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展开和平谈判。当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接连胜利，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显颓势，败局基本已定。国民党提出和平谈判的动机令人玩味：蒋介石一派依然希望通过谈判争取时间，以图重整军队，继续与共产党抗衡；而以李宗仁为首的另一派则希望以和谈阻止解放军渡江，实现隔江而治。 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他本人的和平诚意毋庸置疑。蒋介石虽然对张治中不满，却无法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来主持和谈。 张治中出生于安徽巢县洪家疃，年轻时正值清末动荡时期。他曾在商铺做学徒，也在扬州的盐务缉私营当过备补兵和警察。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参加了扬州的反清起义。1916年，他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与红色作家殷夫的哥哥徐培根是同窗。毕业后，他辗转各地，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1917年，张治中加入滇军第四师第八旅，参与了对福建军阀李厚基的战斗。在这一阶段，他屡次面临生死险境。一场哗变中，第八旅的一个营试图反叛，乱枪四起，危机时刻，旅长将张治中推倒在地，两人才得以幸免于难。后来，张治中被任命为警卫队队长，这支队伍随后改编为第一支队第二营第七连，他升任连长，再因战功升任营长。 在一次战斗中，张治中在山头用望远镜侦查敌情，敌军察觉后向他射击，子弹擦过他的耳边，却击中身后的卫士和传令兵。一颗子弹穿透了卫士的头颅，场面惨烈。张治中本人却奇迹般地毫发无伤，堪称九死一生。 1949年的冬天，北方已经开始飘雪，南京城里却还维持着深秋的萧瑟。在这个特殊的年份，许多人的命运都在急剧变化。那天，张治中的儿子带着父亲的一封信，来到傅作义将军府上。信中说明了家中的困难，希望能借二百五十元周转。 这位年轻人站在傅府门口，心情忐忑。他清楚地知道，父亲写这封信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向来谨慎自持，能让他开口借钱，必定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傅作义看完信后，立即让人准备了五百元，这个数额是张治中所求的两倍。他还特意叮嘱转告张治中，不必急于归还。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体现了两位老将军之间的深厚友情。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北平，周恩来得知后深感愧疚。他立即召集相关人员商议，最后拍板决定：＂此事是我们考虑不周，给他六千元吧！＂这笔数额不菲的款项，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共产党人对待老朋友的真诚与关怀。 张治中为何会落到需要借钱度日的境地？这要从1949年初说起。当时，国共和谈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和平代表的张治中，多次往返于南京与北平之间，希望能够促成和平统一。然而，他的这种立场却让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处境日益艰难。 他的大部分财产都是不动产，在战乱时期根本无法变现。同时，他还要负担一大家子的生活开支。更令人难堪的是，因为他主张和平，反对内战，逐渐被蒋介石冷落，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来源。 1949年4月，张治中以和平谈判代表的身份，完成了他为国为民奔走的最后使命。他的妻子洪希厚对他的支持贯穿始终，却始终默默无闻。1909年，17岁的洪希厚嫁给了张治中，从此成为这个家庭的坚实后盾。她从不对丈夫的工作发表意见，唯一一次请求是淞沪抗战前，希望张治中的四弟张文心能留在他身边。张治中答复：“作为军人，要随时准备战死沙场。”简短一句，体现了他对职责的无比忠诚。 张治中性格独立，言行刚直，敢于在蒋介石面前直言。他曾三次上书蒋介石，直陈国民党处理中共问题的失当，并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内战。他还批评蒋介石过多兼职，指出最高统帅兼任各类职务有损体制，几次成功阻止蒋介石自兼要职。 张治中被誉为“和平将军”，这源于他一生中始终未与共产党开战。他追随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与共产党人如周恩来、恽代英建立深厚友谊。在西安事变期间，他力主和平解决，避免了民族内耗。他的“不打、不骂、不跟、不弃”八字原则贯穿一生。“不打”指他未向共产党开战；“不骂”体现他虽对蒋介石有所批评，却不曾公开恶言相向；“不跟”意味着他未随历史偏差而摇摆；“不弃”则彰显他对妻子洪希厚的始终如一。 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张治中鲜少公开发声，却为彭德怀等人发出过正义之声。他从未为苟活而对他人落井下石，保持了一份尊严和骨气。对于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蒋经国曾评价他“太天真，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然而毛泽东则称赞他为“希望和平的朋友”，周恩来评价他“复杂而简单，是一位爱国主义者”，邓颖超指出他是“没有与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张治中用一生的行动展现了他对和平的执着，对民族大义的坚持。他的所作所为，让“和平将军”这一称号不仅是历史的评价，更是后人对他人格与风骨的深深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