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庭审汉奸的现场，李香兰被判处枪决。看着眼前的宣判书，她突然伸出双手，众目睽睽下解开上衣，掏出衬衣内口袋中一张满是褶皱的纸。 1920年2月12日，在中国奉天省北烟台，一个日本女婴诞生了。她就是山口淑子，父亲山口文雄是满铁株式会社的职员。 这个日本女孩的家族与中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渊源，她的祖父在日俄战争后便举家迁居中国东北。祖父对中国文化深感敬仰，这种情怀也影响了整个家族。 山口淑子的童年在抚顺度过，在这片土地上她学会了流利的中文，也爱上了音乐和歌唱。然而，1932年抚顺煤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3000名无辜的中国平民惨遭日军屠杀。 由于山口文雄与当地中国人交往密切，他被日本当局怀疑＂通敌＂。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全家只能迁往奉天。 1933年，13岁的山口淑子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时任沈阳银行总裁的李际春，是她父亲的同学。李际春收她为义女，并为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李香兰。 在东北的这段岁月里，一场意外的肺病让她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为了锻炼呼吸系统，在俄罗斯人柳芭的推荐下，她开始跟随俄罗斯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学习女高音。 1934年5月，山口文雄决定让女儿前往北平，投靠另一位显赫人物潘毓桂。潘同样收她为义女，并为她取名潘淑华。在这座古都，她就读于北平女子中学。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当局推行＂日满亲善＂政策。广播电台在寻找既通晓日语又精通中文的歌手。李香兰因其独特的背景和出色的歌唱天赋，被选为＂新满洲歌曲歌手＂。 随着日本的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李香兰第一次以＂日满亲善使节＂的身份访问日本。这次回到故土的经历，却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在日本出入境检查处，检查官看着她手持日本护照却身着中国旗袍的装扮，直接训斥这是＂上等国民穿着下等服装＂。这番言论不仅暴露了日本殖民者的傲慢，也揭示了李香兰所处的尴尬境地。 在伪满洲国时期，李香兰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她演唱的《支那之夜》《天涯歌女》等歌曲广受欢迎。 然而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这些歌曲在中日两国都遭到了禁止。日本军方认为这是＂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中国官方则将其视为＂靡靡之音＂。 北平街头经常爆发抗议游行，市民们高喊着抗日口号。每当遇到这样的场景，李香兰只能躲进路边的小巷。 在一次学生茶话会上，当被问及＂如果日军越过北平城墙怎么办＂时，16岁的李香兰回答说要站上北平的城墙。这个回答背后，是一个少女在战争年代的无奈选择。 为了隐藏身份，李香兰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即便在学校里，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她是日本人。 在当时的中国，＂东洋鬼子＂是一个极具侮辱性的称呼。一旦身份暴露，不仅会失去演艺事业，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李香兰的演艺生涯在这种矛盾中继续着。她的歌声虽然动人，但每一次登台演出都伴随着巨大的压力。 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中国，而李香兰却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她既不能完全认同日本侵略者的行为，又无法真正融入抗日的中国民众。 面对两个国家的民族对立，她的处境越发艰难。在舞台上，她是耀眼的明星；在生活中，她却要时刻提防身份暴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伪满洲国政权的覆灭，李香兰被以＂文化汉奸＂的罪名逮捕。检方指控她身为中国人却协助日本推行大陆政策，从事间谍活动。 在审判过程中，李香兰面临着死刑的威胁。被软禁期间，每次有车停在院子前，或是有人敲门，都预示着可能是执行死刑的时刻。 然而，一纸文书改变了她的命运。她的朋友从山口文雄那里取得了她的日本户籍证明。这份证明表明她是地道的日本人，不是中国人。 法庭上，当这份证明被呈递时，整个审判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根据当时的法律，既然她是日本人，就不存在叛国罪和汉奸罪。 法官宣布李香兰无罪释放时，观众席上爆发出一片哗然。在场的民众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要求重新审判。 面对群众的愤怒，站在被告席上的李香兰向观众深深鞠躬，并开始演唱自己的歌曲。这一举动最终得到了在场中国民众的谅解。 1946年，李香兰被遣返回日本。当轮船驶离中国码头时，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她唱的《夜来香》。这首歌见证了她在中国的最后时刻。 回到日本后，她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日混合的艺名＂香兰山口＂，继续从事演艺事业。1950年代，她还应香港邵氏电影公司之邀拍摄了多部电影。 随后的岁月里，李香兰转型成为电视台记者，深入中东和东南亚战地进行采访。1974年，她进入政坛，当选为日本国会议员，连任三届。 在担任议员期间，她多次访问中国，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关系。2005年，已经85岁高龄的她公开劝告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 2014年，94岁的李香兰在东京去世。中国外交部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肯定了她在战后为中日友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