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清晨，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皇姑屯被炸，他重伤后死去。同车的张景惠

1928年6月4日清晨，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皇姑屯被炸，他重伤后死去。同车的张景惠被震晕，醒来之后，心性大变。 张景惠是奉系元老，张作霖的结义兄弟，本来，张作霖对他颇为信任，但两人的关系在1922年破裂。 1922年4月，张作霖与直系曹锟、吴佩孚决裂，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战前，张作霖在奉天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没有想到，一贯俯首听命的张景惠居然表示反对，极力主和。 4月下旬，战事开打，奉军总司令是张作霖，直军总司令是吴佩孚。奉军分东西两路。东路总司令张学良，指挥津浦路作战，司令部设在军粮城；西路军总司令张景惠，指挥京汉线作战，司令部设在长辛店。 大战之时，张景惠却在北京六国饭店纵情声色。西路军总司令临阵不在，导致西线溃败，西线牵动了东线，奉军战败，撤出山海关。 第一次直奉之战，张作霖大败亏输，十分气恼，大骂说：“张叙五（张景惠）这是有意在拆我的台，休怪我不认旧情！” 张景惠自知张作霖不会饶恕他，干脆赖在北京当起了寓公。不过，张作霖对张景惠还是顾念旧情的，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的末代首脑，张作霖任命潘复为总理，组织内阁，张景惠则成为潘复内阁的实业总长。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后，张景惠吓出了一身病，在家休养了几个月。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易帜。在东北易帜的问题上。杨宇霆、常荫槐等人坚决反对的，而张景惠坚定地站在张学良的一边，积极地给予支持。 1930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来到帅府见张学良，将事先拟好的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公文交给张学良，要张学良签字批准。 张学良看了后说：“东北铁路问题，需请示南京。” 杨宇霆、常荫槐大为不满，杨宇霆说：“铁路督办公署还是尽快成立为好。我们希望总司令能尽快签字。” 张学良面对杨、常二人的咄咄紧逼，只好说：“请两位晚上来，我一定签字。” 杨、常二人走后，张学良忍无可忍，用电话通知警务处处长高纪毅前来议事，说：“杨宇霆、常荫槐欺我太甚，又来强迫我成立铁路督办公署，逼我签字，并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的命令。真是欺人太甚！我要采取非常手段，你认为如何？” 高纪毅说：“杀他俩的事情，说办就办，否则会有后患。” 张学良下定决心：“好，今晚便结果他们，你来执行。” 晚7点多钟，杨宇霆、常荫槐大大咧咧来到帅府，被请进老虎厅中坐下。这时，高纪毅带着六名卫士和张学良的副官谭海闯了进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杨、常，将二人打死。 这件事在东北军政界引起极大震动，不少奉系老人感到自危，身为元老的张景惠选择站在张学良一边，不久后，张学良任命任命张景惠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下令东北军入关，帮助蒋介石对付阎锡山、冯玉祥等反蒋联军，东北军的加入，让中原大战迅速结束。为了进一步拉拢张学良和东北军，蒋介石让张学良派一位东北元老级人物到南京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 张学良推荐张景惠赴任，张景惠既想到南京做官，又不想放弃东省特别区的实权，在他的请求下，张学良同意他身兼两职。 1931年5月，张景惠赴南京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待了没多久，他发现军事参议院院长是个虚衔，没有实权，于是草草在南京应付一番后，于6月13日离开南京返回沈阳。 三个多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事变的第二天，张景惠通过一个日本商人，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接上头。 张景惠提出要去哈尔滨，帮助日军维持秩序，板垣征四郎也没有想到张景惠会这么痛快就下水，当即表示愿意拨付3000支枪，让张景惠组织伪军。 9月23日下午，张景惠离开沈阳，来到哈尔滨。27日，张景惠宣布在东省特别区成立“维持会”，自任会长，彻底沦为汉奸。 张景惠下令哈尔滨城内的东北军全部撤出，另招募3000名所谓的伪特区警备队维持市内治安。随后，张景惠从日军手里领到3000支枪和弹药。有了这批军火，打着维持地方秩序的幌子，张景惠大肆招兵买马，很快便成立了伪东省特别区警察总队，总兵力约3000人。 1932年3月，伪满成立，张景惠担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伪军政部总长。后来，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惹怒日军，被免职，被认为“恭顺可靠”的张景惠成了伪满总理。 张景惠在任上，完全就是个傀儡。有一次，张景惠看见报纸上一条醒目的标题：“张景惠将访问朝鲜。” 张景惠吓了一跳，说：“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他的秘书官、日本人松本益雄的电话：“松本先生啊，我刚才从报纸上看到访问朝鲜的事，请问是否真有其事啊？” 松本说：“此事确实有，到时候你根据安排走走行了。” 张景惠不敢多说，挂了电话后对身边人大骂日本人不把他当回事，但以他的秉性，也就只敢在背后骂骂而已。 抗战胜利后，张景惠先是被苏军关押，后来被移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病死，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