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女飞行员被派往西北执行秘密任务，谁料，刚下飞机，就被拉到照相机前。女飞行员捋了捋头发，微笑问：为啥拍我？谁料，摄影师眉头一皱：做遗照。 在罗布泊深处的核试验基地，张连芳的皮靴刚踏上戈壁滩，粗粝的砂石就灌进了裤脚。她仰头望着浑黄的天空，肆虐的沙暴像无数条鞭子抽打着营地帐篷。这里没有航校训练场整齐的停机坪，没有熟悉的螺旋桨轰鸣声，只有裹着羊皮袄的科研人员匆匆穿梭在简易工棚之间。 三个月前，这位留着齐耳短发的女飞行员还在教导新兵仪表盘识别。作为解放军航空兵十三师首位获得特级飞行证书的女性，她能闭着眼睛在雷暴云团中画出航路图，能在能见度不足百米的沙尘中精准降落。彼时她以为人生轨迹会沿着既定的航线延伸，直到那封盖着绝密印章的调令打破平静。 “西北有项任务需要空中支援。”戴着黑框眼镜的联络员欲言又止，“可能要在沙漠里待三五年，不能和外界联系。”张连芳的签字笔在保密协议上划出利落的弧线，她甚至没问具体任务内容——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军人本能。 当原子弹总设计师在动员会上说出“蘑菇云”三个字时，整个帐篷的空气突然凝固。张连芳摸着胸前崭新的防护服拉链，终于明白自己将要穿越的是比任何雷暴都可怕的死亡禁区。彼时新中国刚摆脱苏联专家撤离的困境，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已进入最后冲刺，而获取爆炸当量数据的唯一方式，竟是让飞行员驾机穿越放射性烟云。 “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连气象观测仪都没留下。”核物理专家摩挲着布满划痕的护目镜，“无人机技术对我们来说就像神话故事。”张连芳默默记下这个细节，她在训练手册空白处画了架飞机，机翼上写着“争气弹”三个小字。 1964年10月16日清晨，张连芳坐在驾驶舱反复检查防护服气密性。她的飞行路线经过137次测算，要在核爆后第42秒准时切入烟云中心。当刺目的闪光撕裂天际，这位被称作“空中指南针”的女飞行员突然想起航校教官的话：“真正的飞行员，是用身体感知气流。” 蘑菇云腾起的瞬间，强气流让飞机像暴风雨中的树叶般颠簸。张连芳死死咬住橡胶呼吸管，任由仪表盘警报灯疯狂闪烁。防护服里的汗水浸透了衬衣，目镜上的辐射剂量指针早已突破红色警戒线。她在浓烟中完成三次俯冲，直到采样罐显示满载才调转机头。 基地医院的白炽灯下，护士剪开她结满盐霜的防护服时倒抽冷气——脖颈后的皮肤布满紫斑，头发成缕粘在枕头上。但张连芳关心的却是怀里的铅制容器：“数据完整吗？”得到肯定答复后，她挂着吊瓶笑出声：“这下美国人该睡不着觉了。” 三个月后，当张连芳戴着假发套重返停机坪，地勤人员险些没认出这个体重骤降15斤的战友。第二次核试验任务书摆在面前时，主治医师攥着体检报告的手都在发抖。“上次辐射量足够普通人躺半年！”面对劝阻，她只是把飞行头盔抱得更紧：“总得有人给‘争气弹’当眼睛。” 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时，白发苍苍的张连芳正戴着老花镜整理飞行日志。泛黄的纸页里夹着张黑白照片，正是当年在西北基地拍的“遗照”。她摩挲着相片里青春洋溢的面庞，忽然听见电视里传来熟悉的声音——那是我国政府庄严宣布暂停核试验的声明。 如今在干休所院子里，总有个爱穿旧飞行夹克的老太太给孩子们讲沙漠里的故事。当有人问起辐射后遗症，她就会指着墙上泛黄的航拍图：“看这道航迹，像不像给蘑菇云画的项链？”在她珍藏的共和国勋章旁，有帧镶着玻璃的小照，背面钢笔字依稀可辨：1964.10.16，罗布泊，新中国首朵蘑菇云的空中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