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3日，在第1野战军联络部工作的胡宗南老部下张新，将胡公冕策反胡宗南的一封亲笔信，藏在脚下的那双特制布鞋里，离开西安，直奔汉中。 10月8日，张新到达陕南褒城时，被国民党军警查获。 胡宗南得知此事，在10月10日夜里，下令让侍勤队长唐西园将张新押来。 张新原是胡宗南第24旅旅长，在清涧战役中被俘，以这样的方式见到胡宗南之后，他开门见山表明来意，并将藏在布鞋里的密信，交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看过胡公冕的密信，问了张新一个问题：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 张新听出胡宗南的言外之意，用共产党教给他的理论做了回答：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所做的事，是本民族之间的内战，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啊！ 张新的话非常直接，因此深深地刺痛了胡宗南。 听到这一番话，胡宗南浓眉竖立，盯着张新说：士为知己者死！你也是黄埔生，你想过校长没有？我不能对不起校长！说完，胡宗南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侍勤队长唐西园见状，赶紧将张新带走。 在当时，张新的出现，引起了国民党保密局的密切注意。 第二天早上，胡宗南收到蒋介石的电令，令其立即赴台，有要事相商。 两天后，胡宗南返回汉中。 一下飞机，他就立即下令逮捕张新，交保密局监禁。 争取胡宗南起义这条路，就此中断。 胡宗南一度是蒋介石握在手里的一张大牌，但在1949年蒋介石即将败亡，妄图打出他这张大牌时，这位昔日的西北王不说力挽狂澜，就是“士为知己者死”，他也是没有勇气做到的。 拒绝了胡公冕的策反之后，胡宗南并无为蒋介石固守陕西的意思，得知蒋介石飞赴重庆，他很狡猾，随即以“保护总裁”的名义，迅速将部队南撤。 胡宗南入川后，蒋介石曾有意让他坚守成都，与解放军决一死战。 但是，胡宗南却如惊弓之鸟，不战而退，简直就是懦夫。 蒋介石得知胡宗南已逃到三亚后，严令他必须尽快飞返四川，集中人马，一定要与西昌共存亡。 可笑的是，蒋介石此时的命令，就如同一张白纸，苍白到连他自己都不愿当真。 郝柏村后来披露说，蒋介石原期望胡宗南所部，能留在西昌建立反共基地。但他身边的大员，如顾祝同之流，都认为西昌已不可能有所作为，把胡宗南留下来就是白白送死，胡宗南飞逃海南，并非擅离部队，而是顾祝同的意思，顾事先未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后来强令胡宗南飞返回去，实际上也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是不愿意牺牲胡宗南，而是这个时候牺牲胡宗南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曾几何时，胡宗南在西北手握几十万重兵，可是关键时刻像模像样的大仗几乎一仗没打，一路丢盔弃甲，狼狈西窜，最后一个人逃到了台湾。 对此，有人评价，对家的战略合围确实厉害，几乎达到了历史之巅，但蒋介石最后败成这个样子，他及他的部队真的就像丧家之犬，没有一点军人的气节与精神。反观胡宗南，士为知己者死，这不是他的精神，而是他的虚伪口号，是他赖以苟活的借口。 胡宗南逃到台湾之后，国民党中许多人对他非常不满，认为他是丧失西北又失西南的罪魁祸首，要追究他的责任。 1950年5月，“监察院”陕西籍委员李梦彪领衔，联合46名“监察委员”，提出了对胡宗南的弹劾案，在数千言的弹劾文中，他们历数了胡宗南的种种罪责：首先是不战而弃西安；其次是未能尽心尽力联合青宁马家军反扑西安，收复关中；第三，没有积极援助兰州；第四，仓皇逃离陕西；第五，在川西全军覆灭，到西昌又遭失败，最后丧师失地，只身逃往台湾。 胡宗南从报纸上得知消息后，连夜赶往台北，借住在汤恩伯家，与周围的幕僚们商议对策。 陈诚过去与胡宗南因派系与权力之争，长期不和，本想借机除掉他，但是蒋介石以沉默不表态，将胡宗南保了下来。 胡宗南渡过这一次危机之后，不多久即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去浙江东南海岛大陈岛一带，收集散兵游勇，在荒凉小岛上打游击。 有人说，蒋介石之所以做这样的任命，是相信胡宗南的忠诚。 但另有一些人却说，蒋介石叫胡宗南去大陈岛，包括后来又叫他去澎湖任一个小小的“防守司令”，实际上，这是蒋介石对他的流放式任用，失望惩罚但又念旧情的意味很重。 处在这种微妙的局面下，胡宗南唯有摆出鞠躬尽瘁，忠诚不已的样子，才能勉强将自己渡上岸。 老黑认为，后一种看法，参得很透。 以这种观点看胡宗南在台湾的最后几年时光，他不光是失意，更多的是如履薄冰，内心战栗、痛苦，无法得到真正的平静。 说到这里，老黑讲两个细节—— 有一次，“国防部参谋总长”彭孟辑去澎湖巡视，胡宗南见到这个后辈学生，谦卑的姿态让彭孟缉都感到不好意思；另有一次，陆军总司令罗列给胡家送了一个旧冰箱，胡宗南知道后，马上说，不可以，退回去。 意味深长的是，从澎湖“流放”回来，胡宗南很想得到一个实质性工作，用他的说法是“求得一个死所”，但蒋介石不予理睬，没有答应。 胡宗南最后是心脏病死的，死的比较突然。 死前，他惊叫数声，一手高举，这足以说明他最后的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