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7日凌晨，德阳县城关制面社的一名女工，正在回家的路上。一辆吉普车

1975年3月17日凌晨，德阳县城关制面社的一名女工，正在回家的路上。一辆吉普车突然停在她身旁，下来一名身着军装的男子，强行将她挟持上车。 女工惊恐万分，试图反抗，却被车上另外两名男子用扳钳逼住，捂住嘴并掐住脖子，使她动弹不得。吉普车随即驶向路边，在昏暗的夜色中，这四名男子丧心病狂地在车后座对女工实施了侵犯。完事后，他们继续驾车前行，直到新都县境内，才允许女工穿上衣服，随后将她扔下车，扬长而去。 遭受如此暴行的女工，身心受到极大创伤，神情恍惚地被群众发现并报警。四川省委、成都市委以及绵阳地区地委对此高度重视，迅速决定由四川省公安厅三处（刑侦处）牵头，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县公安局、绵阳地区公安处和德阳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联合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专案组深知，要想尽快破案，必须从犯罪分子的作案工具——吉普车入手。他们经过分析，确定以成都地区为重点排查方向。同时，新都县和德阳县公安局沿着德阳至成都的公路沿线展开调查访问，寻找目击证人，排查那辆吉普车；成都市公安局则负责调查案发前或当天成都市境内的军民单位是否有吉普车被盗。 很快，调查有了重要进展。成都市公安局交通大队查明，3月16日21时左右，解放军驻成都某部车队的一辆“嘎斯”69型吉普车在人民南路四川省展览馆东侧门外被盗。3月17日凌晨，该车在成都市电信局附近被发现遗弃，车上的一套65式军装和一把扳钳也不见了踪影。技术人员对车辆进行勘查后，在车后座的垫布套上发现了大量精斑，证实这就是作案车辆。 在进一步走访中，专案组还了解到，1974年9月23日晚，该部还有一辆解放CA10型军用卡车在同一地点被盗，次日早晨同样被遗弃在电信局附近。这两起盗车案手法相似，极有可能是同一伙犯罪分子所为，这也表明犯罪分子很可能居住或经常活动在盗车和弃车现场附近。 3月18日，专案组在成都市公安局召开案情分析会，将查找犯罪分子的任务布置到相关企业、行政单位的保卫部门、派出所和居委会治保组织，重点在盗车和弃车现场周围发动群众，开展全面摸底调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专案组在四川省冶金、机械、煤炭和化工局的职工群众中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干部子弟康克俭于1974年9月的某天伙同他人在四川省展览馆附近开走了一辆部队的解放牌卡车。专案组随即对展览馆附近经常游荡的青少年进行走访，一名17岁的年轻人提供线索称，3月16日晚上9点左右，他亲眼看见康克俭和一个“串脸胡”的男青年从路边开走一辆部队的吉普车。经辨认照片，确认就是作案的“嘎斯”69型吉普车。 康克俭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专案组迅速与四川省冶金、机械、煤炭和化工局党委和保卫处联系，请求配合传唤康克俭。局党委高度重视，党委书记亲自与康克俭的父亲谈话，避免打草惊蛇，保卫处则配合专案组成功将康克俭堵在宿舍并带回公安局传讯。 面对审讯，康克俭心理防线迅速崩溃，很快交代了犯罪事实。原来，他平时与发小吴文琦（时年22岁，留着络腮胡）、徐旗（时年21岁）以及堂兄康克己（时年23岁）来往密切，他们经常在四川省展览馆附近盗开汽车，开往外地实施盗窃、抢劫和侵犯妇女等犯罪活动，每次作案后都将车开回成都，遗弃在成都市电信局附近。 3月16日21时左右，他们四人在展览馆东侧门外盗走“嘎斯”69型吉普车，由吴文琦和徐旗轮流开车，康克己穿上车上的军装冒充军人，在成都开往德阳的公路上寻找作案目标。当遇到下夜班的德阳县城关制面社女工后，他们便起了歹意，实施了轮奸。3月17日凌晨3时，四人驾车返回成都，将车弃置后各自回家，军装和扳钳被康克俭藏在家中的天花板夹层内。 根据康克俭的交代，专案组在其家中搜出了被盗的军装和扳钳。3月19日凌晨，专案组又将吴文琦、徐旗和康克己在家中抓获。起初，这三人还装傻充愣，但在“大记忆恢复术”的审讯攻势下，他们的心理防线陆续崩溃，至3月19日中午之前，全部交代了罪行。 随着调查的深入，案件的恶劣程度远超想象。他们除了1974年9月盗窃解放卡车和1975年3月16日盗窃“嘎斯”69吉普车外，还在1973年至1975年先后五次盗窃汽车，前往外地进行抢劫、盗窃和侵犯妇女的犯罪活动。更令人震惊的是，专案组在三人的家中搜出了一支锯掉枪托、锯短枪管的56式半自动步枪（经核对，系四川省冶金、机械、煤炭和化工局保卫处1974年5月被盗走的枪支）、三支自制手枪、56式7.62毫米步枪子弹18发、51式手枪子弹79发，以及两把匕首、一部自制步话机、若干枚小型炸弹、袖箭等赃物。 这些赃物的出现，让专案组意识到案件性质的严重性。康克俭、康克己、吴文琦和徐旗不仅涉嫌强奸、盗窃、抢劫等普通犯罪，还可能涉嫌反革命犯罪。于是，专案组对他们展开了新一轮突审。在强大的审讯压力下，四人最终承认了偷盗步枪和子弹、自制手枪、袖箭和爆炸物等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