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周总理正在二楼会客厅接见外宾，双方就多个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突然一声枪响，打碎了人民大会堂的玻璃。 枪声来自人民大会堂北侧二楼的一扇玻璃窗。一名服务员在打扫时，突然发现窗户上的玻璃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弹孔，地板上还散落着一些玻璃碎片。她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迅速将情况报告给了警卫人员。 接到报告后，警卫人员立即封锁了现场，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迅速反应，组建了一支由枪弹痕迹专家、部队保卫部门专家、轻武器研究所专家以及刑侦专家等组成的专案小组，开始对这起枪击案展开全面调查。 专案小组首先对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他们发现，被击碎的玻璃是一块双层玻璃，裂纹呈现出明显的蜘蛛网状放射形。两个孔洞位于玻璃的外层，而里层玻璃则有一个孔洞和一个未击穿的弹着点痕迹。在夹层玻璃窗之间的底部，他们还找到了一颗已经变形的子弹头。 经过初步检验，专案小组确定这颗子弹是国产5.6毫米小口径枪弹。这种口径的子弹虽然有效杀害距离较远，但仅凭这颗子弹并不能确定具体的射击位置。 为了尽快破案，专案小组展开了紧锣密鼓的侦查工作。他们根据子弹的弹道轨迹和射击强度，推测作案者有两种可能的射击方式：一种是混入人民大会堂后在某个角落射击，另一种则是隐蔽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的车辆或低矮建筑中射击。 然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专案小组很快否定了混入人民大会堂的可能。因为作案者没有在大会堂内部留下任何痕迹，而且混入大会堂、找到射击地点、射出子弹再逃出去的过程相当复杂，作案人不可能不留下任何踪迹。 于是，专案小组开始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的建筑和车辆中展开搜寻。他们设置了围栏，对周边区域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然而，由于北京居民稠密、建筑繁多，排查工作进展缓慢。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际，一位名叫陈建华的年轻警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他指出，从弹孔周围的玻璃破碎情况来看，这颗子弹可能是从远处射击的。为了验证这一推测，专案小组在靶场进行了多次射击试验，并最终确定作案人应该是在距离玻璃400多米的地方开枪的。 有了这一重要线索后，专案小组再次展开了大规模的排查工作。他们重点搜寻了人民大会堂北面400米范围内的居民区和建筑。在排查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名可疑人物——国家体委主任的儿子李迪民。 据调查，李迪民事发当天曾在家中屋顶用步枪射击麻雀。由于他没有受过训练，打了几枪都没打着。而他所使用的步枪正是发射5.6毫米小口径枪弹的。 专案小组立即对李迪民进行了询问。在询问过程中，李迪民承认自己当天确实在屋顶打过枪，但并不知道子弹会飞到哪里。他还表示，自己只是出于好奇和贪玩才拿起枪来打鸟的，并没有意识到会闯下大祸。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和审讯，专案小组最终确认了李迪民就是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的嫌疑人。然而，由于李迪民年仅15岁，且并非蓄意破坏国家财产和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的处理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经过一番审慎研究后，决定对李迪民以“非法持枪并射击、破坏公物”的罪名起诉。然而，在审判过程中，考虑到李迪民的年龄和认罪态度较好等因素，法院最终对其作出了从轻处理的决定。 人民大会堂枪击案虽然最终得以侦破并妥善处理，但其影响却远非一时一事可以估量。首先，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全社会对枪支管控的高度重视与自省。作为一个多灾多难的革命年代所开创的新中国，枪支泛滥曾是一个长期严峻的社会问题。这起案件的发生无疑再次警示了人们，任何一枚“跑火”的枪支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引发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