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蒋介石要调空军到重庆，钱大钧说无机可派，蒋介石大怒，质问巨额的空军款项和买的飞机去哪了。钱大钧沉默不语，蒋介石大怒，下令将其撤职查办。 因贪腐被撤职，对钱大钧而言，已经不是第一次，钱大钧视财如命，屡屡涉贪，被称为“钩大钱” 1932年，蒋介石派钱大钧担任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处长。钱大钧从第13军军长，一跃升为行营主任，指挥五个军的队伍。 钱大钧在保定任职期间，一味追求物质享乐，在北平、保定两地都置有豪宅，一切设备应有尽有，经常乘用特备专车，带着爱妻欧阳生丽来往于北平与保定之间游乐。钱大钧贪爱钱财，常以馈送河北各将领为托辞，在行营开支特别费，每次总是数万元之多。杂牌将领孙殿英为了巴结钱大钧，除了送去几万大洋外，还给了欧阳生丽名贵貂皮多张。 由于钱大钧爱财如命，贪财肥私，又贪得无厌，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对钱大钧由开始的不满，直接给蒋介石写信检举。蒋介石甚为不满，下令将钱大钧撤职查办，后经何应钦说情，才免去查办。其后不久，钱大钧的胞兄钱体声因贪污渎职案，被执行枪决，这是蒋介石的杀鸡儆猴。 钱大钧为人圆滑，却胸少城府。他对上级恭顺，然而在同僚之间却易发生矛盾。有时，他对某些黄埔将领也不给面子，因此借机告他的人很多。 1939年1月，时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的钱大钧分配航空特别费时，只分给了少数几个高级官员。有人便将此事密报蒋介石，告发钱大钧私分军费，将一笔航空委员会特别费中饱私囊。蒋介石大怒，加之询问购买飞机等事项时，钱大钧又是一问三不知，便下令彻查。 钱大钧本以为这次他肯定是难逃一劫了，谁知，过些日子后，竟无“下文”。也有人认为，钱大钧虽居航委会主任名义，而大权却握在秘书长宋美龄手里，有些事情或许是背了锅。 不久后，蒋介石下令对航空委员会进行改组，周至柔、黄光锐为正、副主任。宋美龄“主动”辞去秘书长职，此后航空委员会不再设立秘书长编制。 钱大钧被撤职后，在四川成都落魄了两年多的时间，喝茶、看戏、练习书法。如此沉潜一段时间后，他到铜梁县虎峄镇西温泉村，自己出资创办西泉小学，自兼校长，并亲自制定校训、校歌、校规。 直到1941年7月，军政部长何应钦同情好友处境，向蒋介石说情和推荐，钱大钧才被安排到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任参谋长，负责军需物资运输事宜。 军委会运输统制局，是抗战中期蒋介石在重庆控制西南交通运输的重要机构，何应钦兼任主任，张嘉傲兼副主任，俞飞鹏为参谋长。抗战后期，张嘉傲、俞飞鹏展开了私人权力的斗争。结果，张嘉傲挤走，俞飞鹏当上该局的副主任，参谋长一缺由钱大钧补任。不久，钱大钧又改任秘书长，其职位与蒋介石“八大金刚”中的其他七人的不断升迁形成鲜明对比。 1942年，钱大钧调升为军政部次长，同时兼任本部点验委员会主任，主管部队人员、马匹、武器、装具及训练保养的点验事宜。能调任到重要的军政部，可见这时的蒋介石对钱大钧的气基本消了。 1944年底，何应钦失去了把持十几年的军政部长职务，由陈诚接任，何应钦和陈诚不和，钱大钧又属于何应钦派系的。为了协调关系，蒋介石又调钱大钧回到侍从室第一处任主任。 这是钱大钧第二次到侍从室，但风头却不似当年，因为他是在1935年第一次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十年过去了，他的职务又回到原地，不仅如此，钱大钧当时还兼任侍卫长，这次侍卫长则是俞济时。蒋介石对钱大钧虽然继续信任，但在心中的分量则是大大降低。 抗战胜利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想要让军统的人担任上海警察局长，推荐杜月笙任市长或副市长，和戴笠交好的汤恩伯率部进驻上海后，觊觎淞沪警备总司令的职务。蒋介石对军统的尾大不掉已很是警惕，所以在人事安排上一个都没有如戴笠等人的愿，让钱大钧去上海任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黄埔一期的宣铁吾任上海警察局长。 那时的上海市府各局局长都与国民党高层有关系，非市长所能指挥，而市府本身的实权操在秘书长沈士华之手，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则完全由副总司令李及兰主持。 钱大钧到任后，对此也完全不加过问，只管一个劲地“搂钱”。他利用“接收”的大好“良机”，大肆搜刮钱财，私卖日伪物资数十亿元，贪财无度。 蒋介石看着桌前一叠对钱大钧的检举信后，无可奈何地说：“钱大钧一贯贪污成性，不足道也。”事后，竟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钱大钧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后一度受到冷落，并在主持空军事务时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在蒋介石的纵容下，还是屡获要职。可是钱大钧偏偏不争气，这次到上海后，越来越过分，后来由于闹得实在太大，影响过于恶劣，蒋介石这才将钱大钧调走，但也仅仅是调离而已，再无其他处分。 钱大钧很早就担任了行营主任、侍从室主任等要职，但因贪腐屡被撤职，一直是实授中将军衔，所谓的“钱上将”不过是中将加上将衔了。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在台北病死，耐人寻味的是，他死后并未追授上将，不知是否是痛恨贪腐的蒋经国故意为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