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解放军兵团司令叶飞指挥攻打厦门时，他不知道自己表弟正在厦门城里慰问国民党军。 9月下旬，台湾省参议会举行每周驻会委员会议的例会，当局要由省议会、省府和各界团体代表共同组织一个所谓的“金厦慰劳团”，携带白银30万元，前往厦门和金门前线劳军，由省参议会率领。 议长黄朝琴希望参议会推派一位较为年轻的参议员担任慰劳团团长。 黄朝琴此语一出，坐在他旁边的秘书长连震东立即笑着直指谢汉儒说:“谢参议员最为适当。” 谢汉儒也笑着说:“这是秘书长的预谋吧。”大家就在一片笑声和掌声中，通过了谢汉儒代表省参议担任慰劳团团长。 慰劳团启程的日期，原定10月14日，全团由台北出发前往基隆，搭乘“继光号”运输船出发。但当团员抵达码头时，“继光号”发生机件故障正在修理，要等第二天才能起航。时已近午，慰劳团只好回到基隆，找一家餐厅用餐。就在这个时候，副团长李翼中夫人和家属赶到，坚持不让李翼中随团前往，声泪俱下，令在场的人心里都感到沉重。 第二天下午，“继光号”修好，慰劳团全体团员在基隆码头集合，李翼中终究还是没来，另派社会处一位科长黄震球代理副团长。 抵达厦门后后，慰劳团被招待安置在厦门市大中路的大中旅社。其活动日程安排是：当晚汤恩伯总司令在虎头山总部会见全体慰劳团，并邀请厦门市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官员作陪。第二天上午9时，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民众欢迎大会，中午由厦门各界头领宴请，下午2时半前往前线劳军。 到了晚上，当慰劳团一行抵达虎头山总部时，酒桌已摆好，谢汉儒被安排在汤恩伯的对面座位上。当上第二道菜肴时，突闻炮声隆隆如在左右，而且是若断若续的发射。慰劳团的代表，因初到此间，猛听得炮声隆隆，心中惶惶不安。 “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立即笑容满面向大家说:“没有关系，炮击是常事，但炮是打不到虎头山的，大家可以安心。”听雷这么一说，大家只有装成安心了，桌上的话都少了许多。 只是过了几分钟，炮声仍然不断的发射中，楼上有人疾速下楼向汤恩伯耳语。汤恩伯以沙哑的声音笑着说，他要到楼上听电话马上回来。果然，他听完电话又下楼来了。这时候炮声不断响着。汤恩伯倒是若无其事，谈笑风生，态度非常镇定。 当送上第四道菜的时候，楼上又有人来向汤恩伯耳语，他们又再度上楼，而在这关键时刻，炮声忽然停止了。汤恩伯第二次上楼之后，久久未见下来。而炮声又起，发射过来的炮，有“啾啾”的声音，好像越过了虎头山。紧接着电灯全部熄灭，宴会无法继续，赴宴人员急急走出别墅，东张西望，颇有点慌乱。 汤恩伯再也没有下楼来，大家猜想凶多吉少。 幸好汤恩伯总部的副官处长仍然用几辆轿车，摸黑将慰劳团的人员送回大中旅社，并且安慰他们好好在旅馆休息，万一有紧急情况时，会叫人把他们送安全地方。事后，慰劳团才知道，汤恩伯二度上楼后没有再下来，是因为前线军情告急。传闻那时解放军已占领了鼓浪屿，而且已在厦门市高崎方面登陆成功，汤恩伯已离开总部前往前线指挥。 谢汉儒回到房间，已经是深夜11时。突然有人叫他听电话，是厦门警备区司令打来的，他说:“很抱歉，让大家受惊了。请大家放心，如遇紧急情况，我们已有万全的措施。” 直到深夜12时许，副官处长才来电话告诉谢汉儒，要慰劳团立刻在楼下集合，马上派汽车接他们到安全的地方。 车队在午夜1时左右离开了旅社，不开车灯，也不按喇叭，在夜路上疾驶。看来情况已经十分严重，党政军的家属都集中准备撤退了。有些上了年纪的慰劳团员经过整夜的劳顿，疲惫不堪，多已躺在车上睡觉。 车队把他们送到厦门岛东边的地方，已是凌晨4时许。他们都站在民宅的屋檐下，等候“发落”。大约10分钟后，一位军官让他们马上上船，大家听他一说，顿时心花怒放，因为一上船，就是离开厦门战地了。 经过两天的紧张惊恐，人人都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谢汉儒因是带队的，感受自然更深一层，但当时他不知道，攻打厦门的解放军兵团司令竟是他的表兄叶飞将军。 叶家与谢家祖上都是闽南人，谢汉儒的母亲与叶飞的父亲是亲兄妹。当叶飞在厦门中学参加革命，成为一名将军时，谢汉儒为了逃婚也来到了厦门，并在那里成家立业。可以说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从厦门开始的。1945年，台湾光复后，谢汉儒全家移居台湾。 当年，两人虽同在一座城市里，但从未谋面。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1990年的初夏。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叶飞在北京会见了谢汉儒，可以说他们是为共同寻求祖国的和平统一之路走到一起的。 谈起往事，他们惊奇地发现，1949年10月16日那天，两人都在厦门。有人打趣地问谢汉儒:“如果您知道率军打过来的解放军司令官是您表哥的话，您还会跟着国民党军队走吗?” 谢汉儒既风趣又坦然地回答道:“当时我根本不晓得解放军的司令官是我的表哥。就是知道了，我恐怕还是不得不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