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戴笠的独子戴藏宜因忙于处理奶奶蓝月喜的丧事，没来得及跟随保密局特务头一批逃跑。 处理完蓝月喜的丧事后，戴藏宜带着妻儿匆匆南逃，想去台湾。但是，一行人刚逃到相邻的福建省浦城县水北乡，便被国民党水北乡乡公所武装残匪劫获，搜出美元、金条、手枪等。 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闻讯，立即派兵击败劫匪，将戴善武一行押往浦城县城审查，很快弄明了情况。 戴藏宜是1915年戴笠和原配夫人毛秀丛所生，外貌酷似戴笠，挂着军统局的少将军衔，曾任国民党保安乡自卫队主任。1941年5月，戴藏宜奉其父之命，指使特务队长徐增亮和特务蔡刚，在江山双溪四乡山沿杀害度渡乡乡长、地下党员华增春，犯下了严重罪行。 戴藏宜被抓获后，由于身份尚未暴露，对他看管的并不严，他在夜间跳窗逃脱，抛弃妻儿独自一人潜回江山。同年，戴藏宜被江山县人民政府逮捕，于1951年公审后判处死刑。 戴藏宜死后，他的妻子郑锡英把女儿戴眉曼托交给戴笠家的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带着三个儿子回到衢州娘家，后来又隐居在上海。 1953年初，蒋介石突然想起了戴笠，下令让毛人凤尽全力把戴笠的后代从大陆接到台湾。于是，毛人凤派遣保密局特务黄铎装扮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与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取得联系，策划接郑锡英母子去台湾。 经过密谋后，由陆秉章偷开公安局出口证，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带着儿子戴以宽、戴以旭，与前来接应的黄铎于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转往台湾定居。 而戴笠的另一个孙子戴以宏则因户口被黄铎冒名顶替迁出，无法出境，被留在上海，由陆秉章托人照料。 当时，戴以宏年仅6岁。陆秉章将戴以宏抚养三年后，因特务身份暴露被捕。戴以宏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 这家孤儿院是宋庆龄资助开办，9岁的戴以宏进去后不仅没受到冷落，而且住得干净，穿得暖和，玩得开心，生活条件比陆秉章一家还好。 戴以宏在孤儿院上完小学后，已年满16岁，被劳动人事部门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戴以宏积极响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第一个站出来报名，到支援农业生产的第一线。 于是，戴以宏便由合肥市棉纺厂调到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先是当拖拉机手，后来改当修理工。 直到60年代中期，戴以宏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他说：“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跟别人往日无仇、近日无怨，因此得以顺利过关。 1976年，戴以宏在普农山分场跟一位上海女知青结婚，但这位女青年1984年返城时，两人便不得不分道扬镳。不久，戴以宏又与本厂一位女工重新组合成家庭，生了一个女儿。 到台湾的戴笠长孙戴以宽，大学毕业后便到美国留学，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并在美国定居，有一子一女。戴笠的幼孙戴以旭，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定居经商。 戴笠的孙女戴眉曼被收养后，改名廖秋美，在养母汤好珠家中也逐渐长大，并念完小学。由于汤好珠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差，戴眉曼从7岁时开始学烧饭，洗衣、采猪草等家务活。到12岁时，她就穿上草鞋，和男孩子们一道上山砍柴。到15岁时，她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年就挣2000多个工分，在当时农村女劳力中堪称佼佼者。 尽管戴眉曼勤劳能干，而且相貌也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但许多小伙子都因为她爷爷是戴笠，望而却步。 有一次，邻居大妈给戴眉曼介绍了江西上饶汽车保养厂的修理工谢培流。谢培流出生在离保安不远的廿八都镇，初中毕业后到保养厂学修汽车，技术过得硬，人也长得帅，待人特别厚道。因此，他和戴眉曼相亲时便一见钟情，彼此都产生了爱意。 别人劝谢培流不要自找麻烦，以免将来背“黑锅”时，忠厚的谢培流说：“戴笠是戴笠，他当特务头子。眉曼又不是特务，我为啥不娶她？凭啥要背‘黑锅’呢？” 乡干部姜浩声、毛进洪也非常支持他俩的婚事，这使小谢更加坚定了信念。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终于正式结为恩爱夫妻。 之后，戴眉曼和谢培流商量将户口由廿八都公社迁往上饶市。戴眉曼到江西后，曾在一家小工厂工作过，后来这家工厂倒闭，她便一直在家干家务。 谢培流生有两子一女，大儿子谢明是火车司机，二儿子谢平是个体运输户，女儿谢佳丽在一家纺织厂当过统计员。1991年5月，戴眉曼曾专程赴台湾看望了她的母亲郑锡英。 有一次，戴眉曼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虽然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血缘的关系把我们与戴笠父子连在一起。这些都是无法选择的，但人生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和戴以宏自幼离开母亲，留在大陆寄养。政府和乡亲们并未对我们另眼相看，而在诸多方面关心我们，使我们成为自食其力的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家前两代人走进了穷途末路，而我和以宏则走上了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