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粟裕听说部队抓了200多名特务，忍不住开口：“我们不过一个师，敌人有必要派这么多特务吗？这件事不简单，务必调查清楚！” 1941年，新四军一师的锄奸科在接到报告后，粟裕师长注意到该师在短短一段时间内，抓捕了200多名所谓的“特务”。 这些人中大多数来自上海，且都曾是一个名为“真理团”的学生组织成员。 此事引起了粟裕的高度警觉，因为通常敌特派遣间谍并不会一次性派遣如此大量的人手。 因此，粟裕专门指派一师锄奸科部长周林进行深入调查。 周林与汤光恢沟通后，汤光恢立即指示要慎重处理这起案件。 当时的锄奸工作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判断一个人是否为特务。 由于敌特往往不显山不露水，单纯依赖口供或怀疑是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 在接到报告后，他亲自对所谓的“真理团”进行了详细调查。 汤光恢发现，“真理团”其实是一些激进的青年学生组成的组织，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主要目的是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在这场调查中，汤光恢发现了一个关键人物王兴华。 王兴华曾被指控为特务，并且在审讯中表现出极度的顺从。 通过与王兴华的交流，汤光恢得知，王兴华并不是特务，而是被迫在审讯中认罪。 他的背部满是淤青和伤痕，显然受到了严重的逼供。 通过进一步核实，汤光恢发现这些被认为是特务的学生，实际上大多是误伤，他们的唯一“罪行”就是参与了一个反对蒋介石政策的学生组织。 1941年底，类似的冤屈案件再次发生。 锄奸科对一批新加入的学生进行审查，结果发现其中一名学生黄特，竟然是军统的间谍。 黄特原本是上海的学生，他被特工组织派遣到新四军。 然而，黄特在未经专业训练的情况下进入新四军，很快便暴露了身份，被捕后供出了更多人。 黄特在审讯过程中，试图将一名女性学生田青牵连其中。 田青曾在上海参与过一个托派组织，她行为独立，曾多次脱离部队。 黄特在被捕后愤怒于田青对自己的拒绝，决定用诬陷来报复她。 在他的供词中，田青被描述成了特务的上级。 审查人员对她产生了怀疑，并通过黄特的供词对她进行了严厉审讯。 田青在巨大的压力下交代了一些曾经与她同来的学生，然而这些供述并没有直接证明她是特务。 通过细致的调查，汤光恢发现，虽然田青的行为有些放纵，但她并不是敌特。 而在审查过程中，暴露了更多的学生被误认为是敌对分子。 最后，汤光恢宣布无罪释放这些学生，并将黄特单独提审，最终黄特因害怕面对惩罚而自杀。 汤光恢实事求是的态度跟他的经历有关。 1909年，汤光恢家庭并不富裕，但父母通过言传身教为他树立了正确的生活观和价值观。 年轻时，他积极分担家庭的重担，帮助父母做家务，偶尔还会到田里采集田螺出售。 十岁时，他考入了免费的城三乡小学，随后转入濠上高等小学继续深造。 在这段求学时光里，他成绩优异，毕业时不仅以全校第一的成绩完成学业，还被返聘为执教初级班的老师。 此时，汤光恢不仅渴望为社会做出贡献，还希望能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努力。 《共产主义与共产党》这本书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5年，年仅16岁的汤光恢在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迪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利用自己作为教师的身份，积极参与党组织的地下工作。 这段时间，他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 此后，汤光恢于21岁时正式加入了红四军第十一师。 红四军第十一师的战士们常常面临饥饿和艰难的行军。 在红四军，他深刻体会到饿得、走得、打得的重要性。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战斗后，汤光恢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很快晋升为连长，并开始在自己的连队中推广“三得”精神。 汤光恢在红四军第十一师中带领的警卫连，全年无一战斗减员、无战士逃跑或掉队，甚至连队从未出现过伤病员。 在一次次战斗中的出色表现，使得他获得了上级的表扬，他本人也因此荣获了八一红星三等银质奖章。 1940年，汤光恢与何志男结为夫妻，二人志同道合。 婚后，何志男为汤光恢生育了三男三女。 汤光恢始终保持着佛系的生活态度，他注重健康，饮食清淡，作息规律，每天早睡早起，晚饭后常常散步。 尽管年事已高，他仍坚持每天锻炼身体。 参考文献：[1]熊长耕.岁月悠悠话当年——访问汤光恢老将军散记[J].党史文苑,1994,0(2):30-3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