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初，蒋介石召来钱大钧，怒斥他在“西安事变”中知情不报。钱大钧哭着撕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召来钱大钧，怒斥他在“西安事变”中知情不报。钱大钧哭着撕开上衣，露出前胸触目惊心伤口，蒋介石这才打消猜疑。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下飞机，蒋介石就向特务头子戴笠下达了两项指令，一个是扣押张学良，第二个是软禁钱大钧。 扣押张学良，这符合蒋介石的一贯作风。但软禁钱大钧，却让人大惑不解。就连时任侍从室一处中将主任兼侍卫长的钱大钧自己也万没想到，竟然是如此下场。 钱大钧，1893年生于江苏吴县，曾就读江苏陆军小学、武昌第二陆军中学、保定军校留学生预备班，后入日本士军学校。 黄埔军校建立后，钱大钧任黄埔军校教官、校参谋处长，逐渐获取蒋介石信任，直至升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的要职。 钱大钧当时是蒋介石的红人，和陈诚、顾祝同、刘峙、蒋鼎文、何应钦、张治中、陈继承被称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当时八大金刚中的大部分都已经是上将军衔，以钱大钧的地位，授予上将衔已经被蒋介石提上了日程。可这一切，都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而起了变化。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乘坐专用列车到西安督战，并以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的名义，将朱绍良、陈诚、邵元冲、蒋百里、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蒋伯诚、万煌、张冲、陈继承等高级将领召到西安，准备一旦促战不成，就以蒋鼎文替代张学良负责西北军事。 就在蒋介石专列停在临潼车站的第三天，张学良在见完蒋介石后，向钱大钧提出：“据委员长专列司机称：机车车头气泵有点儿毛病，需到西安车站维修，时间不长，很快就会修回来。” 张学良任鄂豫皖三省“剿总”总司令时，钱大钧是他的参谋长，后来张学良改任武汉行营主任，钱大钧依然是参谋长。张学良为人仗义，爱交朋友，钱大钧在他手下任职时则是刻意奉迎，两人私交不错。 有往日的上下级关系及不错的私交，对张学良提出的维修火车头，钱大钧没有多想，当场就答应了。于是，车厢被甩下，机车开进了西安车站。就因这一非常举措，钱大钧没有向蒋介石报告，以致留下了伏笔，而此事被戴笠的特务处人员获悉。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攻入临潼华清池捉蒋，钱大钧从枪声中惊醒，急忙跑出来查看情况，被流弹击中倒地。子弹穿透肺叶，钱大钧痛苦的在地上呻吟，参与捉蒋的东北军将领白凤翔路过时，发现了钱大钧，派车将钱大钧送去西安的医院救治。 临潼捉蒋的总指挥、东北军师长刘多荃，得知钱大钧受伤后，还亲自去医院探望，嘱咐医护人员精心照顾。钱大钧靠着自己的身份，大难未死。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人赴西安探蒋时，曾专程赴医院探视钱大钧。 特务头子戴笠还称赞钱大钧不惜生命安危，护卫蒋介石。戴笠对钱大钧属于口蜜腹剑，在蒋介石被张学良放回南京后，在机场迎接的戴笠马上将私换火车头一事告诉了蒋介石。 蒋介石从“西安事变”的惊恐中还未缓过神来，正是疑神疑鬼最严重的时候，当即勃然大怒，让戴笠把钱大钧软禁起来。 钱大钧被软禁后，戴笠派人到处搜寻证据，却找不到有力的可以致钱大钧于死地的其他证据。蒋介石在缓过神后，亲自提审钱大钧，质问他是否参与了“西安事变”，是不是故意将火车头开离临潼，以断绝蒋介石逃离的最后机会。 钱大钧起初并不知蒋介石为啥扣押他，当他听完问话后连呼：“冤枉！冤枉！” 蒋介石面色有所缓和，让他解释。钱大钧说：“自从陪委员长到西安，日夜随侍不离一步，对张、杨兵谏事前毫无所知。枪声响起，我便直奔委员长卧室救护，可未到门口即中流弹倒地。委员长不信，可当场验伤和血衣。” 说完，钱大钧扯开上衣将伤口展示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到触目惊心还未愈合利索的伤口后，内心大为触动，当场变脸，露出了和蔼的面容，对钱大钧好言安抚几句后，让他回去养伤。 事后，蒋介石指示戴笠：“将钱大钧暂调离侍从室到杭州去休养一段时间。” 不久后，伤愈的钱大钧回到了侍从室，不过蒋介石毕竟还是心中有疙瘩，虽然让他继续担任侍从一室主任，但却不再兼任侍卫长。 蒋介石饶了钱大钧，却并未放过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西北“剿总”总司令部政训处长曾扩情（黄埔一期生），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被抓，他在张学良的要求下，发表了一个内容是同情和理解”西安事变“的讲话。 另一个是原侍从室主任、时任西北“剿总”中将参谋长晏道刚（保定军校一期生）。在”西安事变“前夕，晏道刚曾劝说劝蒋介石对张学良不可压制过甚，这就让蒋介石产生了猜忌。 回到南京后，蒋介石秋后算账，严厉斥责曾扩情、晏道刚后，下达手令：“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 曾扩情、晏道刚都曾经是蒋介石眼前的红人，受信任之程度不亚于钱大钧，见钱大钧平安着陆，两人很是不服，诉说他们的冤枉。 戴笠对两人说：“委员长这口气还没有出来，不杀你们的头就已经够宽容了。你们比不了人家钱大钧，人家身上有枪眼，你们有吗？” 戴笠一番话，说得俩人哑口无言，自认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