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日军攻陷宜昌。事后，陈诚下令将江防司令郭忏撤职查办。何应钦去找蒋介石说：“叫陈诚去驾船，他把船员丢了，把船砸了，处分了将领，难道他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 9月，郭忏从宜昌三斗坪押解重庆，交军法审判，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军事委员会军法总监何成浚三名上将会审。 郭忏被抓，同情的人居多，因为由于宜昌失守的责任主要在于第五战区长官部的判断失误，李宗仁下令将宜昌的主力抽调走，郭忏曾明确提出过反对意见，但遭到斥责，说他保存实力，郭忏无奈只得遵照指令将所属部队大部派走。所以，郭忏这次被抓，不少人都认为他是代人受过。 郭忏押至重庆后，首先是到执行总监部投案报到。按道理，郭忏已经是有罪之人，应该立即关押，但由于郭忏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间曾任武汉警备司令，归何成浚（当时何是鄂豫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北省主席）指挥，何成浚对郭忏的印象很好。 何成浚对陈诚一贯不满，并且得知宜昌失守责在陈诚，郭忏是代陈受过，故而让郭忏直接回到重庆歌乐山家里去，并嘱咐郭忏：“回家以后，不要出来露面，以后要找你时，随传随到。委员长如果问我，我就说你在我这里已经被关押了。” 其实，即使何成浚不帮忙，还有陈诚。郭忏与陈诚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均毕业于保定军校炮科，又都是浙江老乡，陈诚是青田人，郭忏是诸暨人。 1927年8月，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浙江省主席兼第二十六军军长周凤歧趁机投靠桂系，当时在周凤歧手下任团长的郭忏并未参与。 蒋介石复出后，周凤歧自知不妙，跑去了上海，由陈焯任第二十六军军长，陈焯就职后，很快就重用了军事素养不错的郭忏，报请任命其为少将参谋长。 几个月后，郭忏又升任旅长。到了年底，何应钦一个电话，却断送了郭忏的前程。 何应钦致电刘峙，说郭忏是周凤歧连襟，不能担任旅长这类重要军职，以免出现问题。刘峙不愿意惹人，干脆将何应钦的原话告诉了蒋鼎文，蒋鼎文也是浙江诸暨人，与郭忏私交甚好，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郭忏，并嘱其迅速离开部队，以防不测。 郭忏以赴外国留学为名，从陈焯手中领走了两万元大洋，径自去了上海，当起了寓公。1932年1月，郭忏借庆贺陈诚婚礼的机会，得旧日同僚樊崧甫、陈时骥举荐，被陈诚任命为第18军少将参议。从此，郭忏追随陈诚，成为“土木系”骨干，并一直在陈诚身边担任要职。 这次宜昌失守后，郭忏被一撸到底还被判了刑。其实，郭忏只要大着胆子把李宗仁不顾他的反对，逼着他把江防军主力调到襄东战场，中了日军的调虎离山，因而直接导致宜昌失守的真相说出来，就可以极大程度地解脱自己。 但是，郭忏此人，表面不显山露水，其实内心很活络，他清楚如果将矛头指向李宗仁，那么自己的下场反而会更糟糕。因为宜昌失守的责任表面上看主要在于第五战区长官部的判断失误，其实最大的失误者是蒋介石，是蒋介石指示李宗仁，让他抽调一切可抽调的兵力，支援襄东战场。 若郭忏说了实情，李宗仁肯定也不会背锅的，到时候蒋介石的瞎指挥不就浮出水面，到这时候，谁都保不了郭忏了。这也是为何，陈诚在召见军事检讨会时，要将亲信郭忏查办。 何应钦见只查办了郭忏，不见陈诚受处分，气得当即去质问蒋介石，蒋介石在敷衍了何应钦之后，内心反而对主动担责的郭忏有了好感。 陈诚托另一亲信樊崧甫去探望被软禁在家中的郭忏，郭忏对樊崧甫说：“我恐怕是死定了，但代委员长和陈长官受过，死也无怨！” 樊崧甫说：“你知道是代人受过就好，陈长官让你把宜昌失陷的责任主动承担下来，后面的事情由他。” 于是，郭忏亲笔写下认罪信件，托人呈交蒋介石，蒋介石批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办理。很快，何成浚就签请处郭忏徒刑七年，送往北碚土桥监狱服刑。 以后，陈诚两次到重庆向蒋介石求情，并主动向何成浚表示好感，又加上有陈诚的老婆谭祥（宋美龄干女儿）常在蒋氏夫妇身边活动，情况终于有了松动。 1941年3月，陈诚来到重庆，再次力保郭忏。这次，蒋介石马上提起笔来，批了个手谕：“郭忏着罚第六战区长官部服务，戴罪立功。”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沉吟片刻，又提起笔来，在手谕上添了四个字：“发少校薪”。 郭忏入狱前，是国民党中将，这次被放出来，却拿的又是少校薪给，因而一时间被长官部小圈子里的人戏称为“当代年羹尧”，一夜之间连降十三级，被贬为守城门的小吏。 郭忏抵达陈诚在恩施长官部时，六战区参谋长施北衡正好调任周喦空出的第七十五军军长，陈诚便命郭忏代理长官部参谋长之职。两年后，郭忏升任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作为半路加入十八军系统的郭忏，这个升迁速度是惊人的。 由于对郭忏的处理既未见报，也不下达，所以连陈诚嫡系第十八军的绝大多数官兵，都不知道长官部的参谋长是个判刑后保服兵役的人物。 郭忏在被关押到被释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表现的非常恭顺，博取了陈诚的极大好感和信任，在陈诚的扶持下，此后，郭忏官运亨通，毫无坎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