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国民党中将李觉，得知张学良从贵州转押到重庆后，通过军统特务张严佛的关系，前去看望了张学良三次。 李觉原本是国民党军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削减部队，二十五集团军也被裁撤，1945年11月，李觉被调任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并到重庆山洞陆大甲级将官班学习。 当时国民政府忙于迁回南京，在云贵川三省留下有八个军官总队，总共有高达6万多的各级军官等着复员，可是却一时间无人去管。这些复员的军官因为无事可做，到处闹事，谁见了谁头痛。 国民党军事当局为了安抚这些军官，需要找一个资望高一点、有点办法的将领来负责协调，最后选定了李觉。在1946年4月，李觉被调去担任重庆中训分团主任，专门办理复员工作。 由于分团办理各方面派遣人员的接收工作，接触面比较广，李觉和各单位负责人来往接洽都比较频繁。当时军统局因为也有一批人要编遣，留在重庆的军统局书记张严佛同李觉也常常接触。李觉为人仗义豁达，替同为湖南人的张严佛办了不少事情，张严佛向李觉承诺，只要是他能帮上忙的，绝对去办。 在7月份的一天，张严佛来找李觉，说张学良从贵州被转押到了重庆，约李觉夫妇一道去看望张学良。张严佛过去曾经在张学良主持的“西北剿总"总部工作过，也知道李觉和张学良的私交很好。在戴笠死后，张严佛作为军统的原来，他是有权能带李觉夫妇去看张学良先生的。李觉当然很高兴，约定和张严佛明日一块去看望张学良。 第二天，张严佛派车来把李觉夫妇接到磁器口军统局内一所小洋楼里，在这里会见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见面时，李觉和张学良紧紧地握着手，相对无语有好几分钟，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张学良比李觉小一岁，当时的他身体很胖，但面容非常憔悴，头发已花白，牙齿掉了一半，一种抑郁心情时时在神态中流露出来。在张学良身边的赵四小姐（赵一荻）更加消瘦，精神状态也不好。另外还有一个年老的副官跟着张学良。除此之外，都是军统局派的监视的护卫人员，其中有一个少将级专员，也是湖南人，身材矮小，叫刘乙光。 张学良把刘乙光介绍给李觉时，以带着讽刺的语气说：“?这个刘队长，我们快10年的朋友了。”刘乙光在和李觉的闲谈中，也流露出不满，表示这样长时间地陪着张学良下去究竟算什么。 李觉心中不快，认为军统那么多骨干特务都不是少将，刘乙光十年来靠着看管张学良这一项单纯的工作，由中校升为少将，还有什么不满的。 张学良对李觉说：“我的身体还好，只是牙齿掉了，吃东西不方便，准备以后再医生配牙。这几年闭门读书，看了不少书，也学会了打湖南纸牌。” 谈得高兴时，张学良用幽默的口气对赵四小姐说：“你穿的衣服同李大嫂（指李觉夫人）比起来，真是个乡巴佬了。” 接着，张学良大略问了问过去他在武汉行营时一些朋友的情况，但没有涉及政治问题。中午吃完午饭后，张学良说不休息，邀李觉、张严佛等人一起玩湖南纸牌，一直玩到5点，李觉夫妇和张严佛告辞离开。 临别时，张学良满脸的难过之情，让李觉夫妇有时间多去看看他。李觉在回去的路上问张严佛：“张先生在重庆大约逗留多久。” 张严佛说：“大约两个星期。”这是李觉在张学良到重庆后，两人第一次见面的经过。 几天后，张严佛又派车来接李觉夫妇去看张学良。这次见面，张学良显得比上次高兴不少，应该是张严佛提前告知了，所以张学良还预备了一些糖果点心待客。 谈话开始不久，张学良提议一同到户外散步。散步时，张学良告诉李觉，他在贵州息烽软禁期间有时也打打网球，或者到附近山上爬山，运动运动。 当张学良、李觉二人在散步中，离开张严佛远一点的时候，张学良低声向李觉说：“?你回去看见芳波(刘多荃字)兄时，告诉他要好好地干。”说完后，张学良情绪非常激动。 在分别时，李觉问张学良需要些什么，张学良说：“不必了，我离开重庆时要到街上去逛逛，顺便买点东西。'’最后，张学良叮嘱张严佛，在他离开重庆时，最好再见李觉夫妇一面。 过了一星期，张严佛又派车来接李觉夫妇。李觉问张严佛：“是不是张先生快走了？” 张严佛说:?“大约快了，只等南京派飞机来。 李觉又问：:“张先生走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送送？”? 张严佛说:“不行，因为是夜间起飞，时间又是临时决定，也无法通知你们。 这次李觉和张学良见面，只谈了一些过去往来的朋友的故事。张学良谈到非常想念他的在美国的几个儿女，还把最近寄来的相片拿出来给李觉夫妇看。 张学良说：“我的儿女们在美国常有信来，还经常汇款赖，因此我用钱倒不困难。” 这时，赵四小姐在旁边插话说：“我们除了?买些吃的以外，有钱也没有什么用处。”语调中含着一股无可奈何的幽愤之意。 这次分手，李觉和张学良都非常伤感，张学良将李觉夫妇送了很远。1946年10月，来了一架飞机称要送张学良去南京，等到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上飞机后，这才发觉飞机的目的地是台湾。此后，李觉和张学良再未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