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肆虐，家家户户都在惊恐中度日。一天，杨绛正在家中忙碌，钱钟书则外出授课。突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杨绛心中一紧，因为这时日军经常到处查人，抓到的人不是被严刑拷打，就是被游街示众。 尽管心生忧虑，杨绛还是镇定地开门，迎接进来的两人——一名日本宪兵和一名朝鲜人。宪兵气势汹汹地问：“你贵姓？”杨绛答道：“我姓钱。”说完，她趁机走进厨房，将钱钟书的《谈艺录》藏了起来，然后端来两杯茶，待他们入座。 在检查了一下杨绛家的住户情况后，宪兵打电话回报告，确认杨家姓“钱”。然而，当名单被翻开时，杨绛的名字赫然在列。钱钟书看到后，心生不安，立刻意识到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他迅速把杨绛推到里屋，悄声告诉她赶紧通过后门逃离。 杨绛毫不犹豫地跑到邻居家避难，并在那等待了几个小时。随后，钱钟书的堂弟赶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她：“嫂子，日本人四处找你，若找不到你，他们就抓其他人问话。”杨绛心生一计，让堂弟去弄堂口等钱钟书，告诉他暂时不要回家。 她便借着去市场的机会，带着一篮鸡蛋回家，心里想着：“总得有个理由，不让他们怀疑。”当她返回家中时，却发现屋子被翻得一片狼藉。鬼子见她回来后，愤怒地问：“杨绛在哪？”杨绛冷静地回应：“是我。” 日军一听，气愤地质问：“那你为何说姓钱？”杨绛理直气壮地答：“我嫁到钱家，当然姓钱呀！你们是找我吗？怎么不早说呢？”面对杨绛的从容不迫，宪兵摆了摆手：“现在不走，明天10点钟到宪兵司令部报道。” 日军离开后，杨绛和家人松了口气，然而她还是仔细检查了一下家中物品，发现通讯录、宣传海报和一封感谢信丢失，但幸运的是，藏好的《谈艺录》并未被发现。若那本书遗失，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二天，杨绛按时到达宪兵司令部。令她意外的是，日军并未为难她，只是让她填写表格并回答了几句简单的询问。原来，他们误以为杨绛是某人的化名，盘查后发现并非如此，才放她离开。 这次惊魂未定的经历，让杨绛变得更加坚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她在战火中不断磨砺，渐渐从“伪装坚强”走向真正的坚强。面对上海的空袭，炮火声震耳欲聋，杨绛一家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团结一心，生死与共。 这段历程成为了杨绛坚韧品格的基石，也让她在面对困境时，能够始终保持冷静与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