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中旬，郑洞国接到卫立煌发来的电报，让他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及吉林省主席。这封电报使郑洞国非常恼火，因为长春远离沈阳国军主力，已处于解放军战略包围之中，处境非常危险。这时候要将郑洞国派到这里长期镇守，不是把他往火坑里送吗？ 卫立煌虽然是东北“剿总”总司令，但郑洞国好歹也是副总司令，卫做出这样的决定，事前竟不同郑洞国打个招呼，这自然让郑非常不快。所以，郑洞国并未理睬卫立煌的命令，将长春防务部署完毕即匆匆飞返沈阳。 回到沈阳后，卫立煌见到郑洞国，故意显出惊讶的样子，问道：“桂庭，不是要你留在那里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郑洞国有些没好气地回答：“请总司令还是另择良将吧，长春我不去，我还是要到北平去治病！” 卫立煌有些难堪地笑了笑，却没有动气，语气很和缓地说：“桂庭，目前这种情势，你还是不要走了。要你到长春，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委员长也是这么主张的。” 郑洞国赌气地说：“不管怎么讲，长春我是不去的!”言毕，便起身告退了。这是郑洞国在东北期间和卫立煌之间唯一的一次不愉快的谈话。 这样僵持了几天后，郑洞国又接到蒋介石发来的一封带有命令口气的电报，一定要他到长春负军政的责任。蒋介石亲自下这样的命令，使郑洞国不能不有所考虑了。 去，还是不去？郑洞国思想上斗争得很厉害。去长春，显然是个死局，恐怕很难生还；不去，就要冒公然违抗蒋介石命令的风险。 正在郑洞国迟疑难决之际，他在东北的一些关系好的同僚，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第52军军长覃异之、新6军副军长舒适存等人知道消息后，都相继来劝郑洞国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 廖耀湘、舒适存向郑洞国建议说：“最好能要求卫总司令让梁华盛继续主持长春军政事务，或请求在锦州的范汉杰将军与你对调”。郑洞国思来想去，觉得现在也只有用这个办法去碰碰运气了，就去卫立煌的住处向他谈了上述意见。 卫立煌听了郑洞国的要求，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半晌方说：“桂庭，梁副司令与曾军长（曾泽生）关系搞得很紧张，你是知道的，他到那里不便指挥作战。范副司令（范汉杰）对长春的情况也不熟悉，我们反复考虑，只有你去比较合适。” 说着，卫立煌站起身，在室内踱了几步，然后很恳切地继续说：“桂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彼此都很了解。说实话，我也知道长春很危险，不太情愿让你担这种风险。可现在局面坏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没有别的法子好想呀。请不要再推辞了。况且长春工事坚固，兵力雄厚，只要认真防守，是可以坚守下去的。你去之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卫立煌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郑洞国颇为感动，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便默默地起身告辞了。 回去之后，郑洞国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卫立煌讲的那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郑洞国去长春确实比范汉杰、梁华盛等人合适些。一来郑洞国情况熟悉，二来在长春的新7军将领，如李鸿、史说、邓士富、龙国钧等人都是郑洞国在驻印军时的部属，平日私交甚好。 至于曾泽生等第60军将领，也与郑洞国素无矛盾，因此郑洞国在那里坐镇指挥比较便利。这就是蒋介石、卫立煌派郑洞国去长春的用意所在。 就郑洞国个人来说，去长春固然很危险，但在沈阳、锦州又何尝不危险？思前想后之后，郑洞国决定接受命令去长春上任。 第二天上午，郑洞国去见卫立煌，表示愿意接受去长春的任务。卫立煌闻言大喜，高兴地搓着手连声说：“好！好！”接着又慰勉了郑洞国一番，并留郑在他那里吃了一餐丰盛的酒饭。 为了组建新成立的第一兵团司令部，郑洞国在沈阳又耽搁了几天，网罗了一批军官，直到3月中下旬，他才怀着一种“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飞抵长春赴任。 郑洞国飞离沈阳前，许多朋友赶来看他。大家知道局势险恶，前途未卜，也许说不定这就是今生最 后一次见面了，彼此都有点生离死别的感觉。 廖耀湘与郑洞国共事多年，一起共过患难，他对郑洞国更为关切，分手时廖还一再埋怨郑说：“桂公（一些部属和朋友对郑洞国的尊称）为人也太厚道了，长春是不该你去的。卫总司令这样决定，不是把你往虎口里送么?” 郑洞国苦笑着摇摇头，没有说话。廖耀湘自觉有些失言，又改口道：“将来万一事情不可为，请桂公率队伍向西南方向突围，我到时也一定设法接应你们。”郑洞国知道这是廖耀湘的好意安慰，心中既感激又酸楚，心想到了那种时候，大家谁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好过，纵然想彼此救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3月25日，郑洞国在长春励志社大礼堂宣誓就职。为了鼓舞士气，在就职仪式上他向在场的众多文武官员宣布了蒋介石制定的“固守待援，相机出击”的战略任务，要求众人精诚团结，共守长春。随后，就职仪式就草草结束了。 从那时以后，直至同年10月21日长春解放前夕，郑洞国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艰难和痛苦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