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德林改造的战犯中，范汉杰的资历是相当深的，虽然他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同为黄埔一期生，但在入校前当过旅长，还有少将军衔。 范汉杰经常对功德林的同学（战犯们互相的称呼）夸口说：“别看蒋介石给我当过校长，在这以前我和他可是同僚。”范汉杰这话倒也不假，他1918年从广东陆军测量学校毕业后，在闽粤军总司令部当过军事委员，兵站所长等职务，陈炯明是总司令，蒋介石则当过高级参谋、代理参谋长。 1923年，范汉杰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粤军少将旅长，后来由于部队战败溃散，他才报考了黄埔军校。由于范汉杰和蒋介石相识，所以在军校期间很得照顾。 毕业后，范汉杰擢升很快，1927年任浙东警备师师长，是第一个当师长的黄埔生。由于蒋介石用人更喜欢浙江老乡，所以胡宗南后来居上，不过整体上范汉杰还是很受重用的。 1936年9月，在时任第一军军长的胡宗南保荐下，范汉杰调任第一军副军长，从此他成为胡宗南体系中的核心骨干。抗战胜利后，范汉杰历任山东第一兵团司令官、陆军副总司令等职务。 卫立煌接手陈诚的烂摊子到东北后，蒋介石任命范汉杰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让其牵制卫立煌。 1948年10月16日，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面前，范汉杰清楚大势已去，便于当夜带着一干亲信突围，结果在途中被解放军俘虏。被俘时，由于范汉杰化装穿的是普通士兵衣服，所以身份没有暴露，解放军将他和其他被俘官兵关在一起。 范汉杰被俘后，却不打算趁机逃走，他认为锦州十几万大军覆灭，他这个指挥官就算逃回南京，恐怕蒋介石也不会善待他。于是，在一次解放军干部审讯时，范汉杰主动承认身份。本来，范汉杰是抱着必死之心的，认为一旦身份确认就会被枪决，结果没有想到却因为国军高级将领的身份，而受到了更好的优待。 后来，范汉杰被转押到位于佳木斯的战俘收容所，这里是专门关押高级战俘的，由于是临时设立的，所以只是几间民房，一同被关押的有李仙洲、郑庭笈、廖耀湘等十几个原国军高级将领。 这个收容所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在晚上如果要出去上厕所，要先喊“报告”，得到值夜的解放军战士同意后，方可起床出去在室外的便桶上大小解。这对廖耀湘和郑庭笈而言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两人都有比较严重的前列腺炎，往往站在便桶边长时间出不来，尤其是廖耀湘一紧张半天没有反应。 佳木斯的冬天非常冷，室外零下30多度是司空见惯的，廖耀湘往往一站就是半个多小时，但就是出不来，为此他没有少挨批评。 这些人里面，心态最好的就是范汉杰了，他每次都是对解放军战士大喊“报告小便”或者“报告大便”，有一次值夜的战士很不高兴问道：“范汉杰，你向谁报告？” 范汉杰说：“向你报告啊。” 战士说：“你是故意的吧，我是大便吗？是小便吗？” 后来，收容所规定，喊得时候先说“报告”，等战士回答了，再说要干啥，如此一来范汉杰就无处使坏了。 在佳木斯期间，除了住的环境差一点外，伙食还是不错的，几年过去了范汉杰放下了心理负担，他认为要杀他早杀了，所以不再担心突然有一天枪毙他。 1956年，范汉杰等人从佳木斯被送到了功德林，这里各方面条件都比佳木斯好得多，范汉杰心情好多了，整日乐呵呵的。 有一次，范汉杰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让大家填写家庭成员情况表，范汉杰不愿意填，推说眼睛不好看不清，组长说马上就要交必须填，范汉杰说：“那就只能让组长代劳了。” 组长说：“把你妻子儿女的基本情况说一下。” 范汉杰说：“我有半打老婆，儿女快一个班了。” 范汉杰的话惹得在场的组员哈哈大笑，组长很生气，批评范汉杰乱说。 范汉杰却一脸“认真”地说：“你不愿意代劳就算了，我自己填。” 由于组长平日为人严厉，所以范汉杰经常捉弄和调侃。有一天，范汉杰趴在桌子上抄写东西，他写字的特点是小，加上眼睛又不好，所以写得很吃力，碰巧在组长来时，范汉杰正在揉眼睛。 组长以为范汉杰在擦眼泪，便问：“你怎么了，有伤心的事吗？” 范汉杰顺手把纸张反面放在桌上，然后做出痛苦状。 组长大吃一惊，连忙追问怎么回事。范汉杰“哽咽”着说：“实在是太伤心了，再这样下去我还怎么活，遗嘱已经写好了。”组长以为事情严重了，连忙去向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报告，工作人员又向负责人报告。 过了一会，几个管理所的干部匆匆赶来，这时范汉杰趴在桌子上休息，几个干部便安慰范汉杰，说有心事就说出来，管理所尽量解决。 范汉杰抬起头，一脸“诧异”地说：“我刚才学习有些困了，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没有事情啊。” 组长一听气坏了，说：“你不是在写遗嘱吗？” 范汉杰说：“没有的事情啊。” 组长一把拿过范汉杰桌子上的纸张，结果几个干部是哈哈大笑，原来纸上不是遗嘱，而是范汉杰抄写的学习内容。 虽然管理所的干部也猜测这是范汉杰故意捉弄组长，但是又没有证据，只能是说了范汉杰几句就离开了，只留下组长在那里生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