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本已决定起义的国民党中将张轸，见李宗仁成了代总统，又出现摇摆，他的部下说：“如随白崇禧去，轻则受排斥，部队被吃掉，重则还会遭监禁甚至被枪毙的下场。” 张轸不愿众叛亲离，但又顾忌桂系部队环伺他的四周以及白崇禧的手段，白崇禧时任华中军政长官，张轸是副长官兼十九兵团司令官。 心事重重的张轸常常晚上睡下又起来，绕室徘徊，不能安寝，白天更是烦躁不安，常为一点小事摔茶杯，拍桌子。 这时，负责联络张轸的地下党丁一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由张了且（进步人士，和张轸私交不错）出面去见张轸，张了且对张轸说：“人家陈协一（丁一的化名）是你邀请来谈起义问题的，而你对人家态度那么冷淡，前些天又对记者发表了很不好的言论，现在怎么办呢？” 张轸沉默了一会儿，反问怎么办，张了且说：“要起义就把态度明确起来，要不，也要把人家以礼送回。” 张轸考虑后，立即召见丁一，并决定由张尹人（张轸女婿）和张了且随丁一再次北上，找解放军接头。在漯河，陈赓兵团的军长周希汉接见了张尹人、张了且，告诉他们：“形势发展很快，起义早晚我们都是欢迎的，但是不要误了时机。” 周希汉还说，“中原局已有回电，你们无需北上了，所带信件由我转中原局处理。我代表中原局欢迎张将军起义，军事紧迫，再没有时间奔波，请速回信阳！” 张尹人、张了且又见了此前联系起义的地下党方敬之，方敬之也催他们快回信阳，争取时间要紧。于是，他们迅速回去向张轸汇报。 此时，张轸暗中召集亲信辛少亭等人，商议起义事宜，他说：“解放军眼看就要打过长江，我们应当机立断，早作打算。人民解放军已有通电，现在我们走起义这条路还不算晚。”大家都表示同意。 1949年3月，张轸部队退到江南，他的十九兵团承担了从武昌到嘉鱼的江防任务。4月21日夜，解放军百万大军开始横渡长江，张轸对起义的态度终于坚定起来，起义的行动计划提到了日程。但是，顽固分子也已觉察张轸的动向，当兵团部进驻贺胜桥之后，保密局大特务岳烛远活动频繁。岳烛远曾任军统第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兼河南省调查室主任，这次的名义是国防部派驻十九兵团军事督导官。 岳烛远和时任十九兵团副司令的朱其平、参谋长龚梦涛同住一院，与张轸住处只有一墙之隔，加上同开一个小灶，来往自由，副司令官兼127军军长赵子立也常来聚谈。他们把张轸紧紧地包围起来了。张轸身边的人很快警惕起来，并立即采取了措施：张了且从汉口来到贺胜桥，徐开敏、张世佛及张轸的发妻也从汉口搬到张轸院中，也紧紧地把张轸包围起来。 由于家属的到来，使朱其平等人不便在张家自由出入，伙灶也只好另起，一块“非公莫入”的牌子，把朱其平等人和张轸轻易地分割开来。从此，在张家又可以顺利研究起义事宜了。 兵团的师长鲍汝礼早已同起义将领廖运周联系过起义事宜，此时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就向张轸如实地作了汇报，张轸感到非常高兴。 鲍汝礼最后告诉张轸，解放军首长已来过指示：“掌握部队，相机起义。”并要求张轸给电台一部，好与中原局联系。张轸立即答应。电台就设在鲍汝礼的师部。起义准备工作在加速进行，但表面还是照白崇禧的命令，井井有条地部署江防。 十九兵团的防线是从武昌到嘉鱼县，其中金口一带是渡江包围武汉的战略要地，关系到起义的成败。副司令朱其平等顽固分子力争由反对起义的张旭东师承担，支持起义的128军军长辛少亭则力主由鲍汝礼师负责，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张轸权衡再三，终于把任务交给了鲍师。鲍汝礼接受任务后，在金口一带迅速控制船只，准备迎接解放大军渡江。 起义计划已经安排就绪，张轸也立即将计划送往信阳解放军南下部队，即在金口放开江防缺口，迎接解放军渡江包围武汉，截断白崇禧南逃。此时，担任武汉主攻的部队首长同意了这个计划，让来人带着电码和电台呼号，迅速返回金口。一贯反对起义的朱其平，看到张轸决心起义，便悄悄地离开贺胜桥溜走了。 张轸刚刚送走起义计划，情况又突然发生了变化，白崇禧决定放弃武汉南逃，撤退的序列是第七军、第十九兵团、鲁道源的五十八军，时间是5月15日前撤完。情况变化，起义计划必须随之改变，张轸连夜召集辛少亭、涂建堂、鲍汝礼、张了且等人商议，拟定了新的计划，即在第七军南撤后，十九兵团立即起义。和解放军联系后，约定起义代号为“55555”，联络标记是左臂缠白毛巾。 1949年5月15日，张轸成功发起起义，白崇禧气急败坏，但仍装作很耐心的样子给张轸打电话，张轸和他对骂了一番。 以后白崇禧又连续来了五次电话，张轸再也未予理睬。在张轸起义后，赵子立带着一二七军一部和一二八军一个师南逃，不过在同年底，他也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5月16日，解放军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接见了张轸，安排了起义部队的给养等，并宣布全体起义人员参加解放军，归四野指挥。从此，起义部队加入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