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白崇禧坐镇长沙。程潜知道白崇禧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认为桂系有可能对自己采取两种方案：一是派特务暗杀，这种方案可能性不大；二是裹胁去广西，这种可能性最大，也是程潜最担心的。 如果去广西，不仅程潜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整个起义计划也会遭到破坏。程潜请唐星来商量，唐星是程潜的老部下，和刘斐是亲密朋友，通过刘斐和白崇禧交往也很深，且善于机变，是程潜信得过、又能在白崇禧那里说得上话的人。所以刘斐走时，向程潜推荐唐星担任长沙和武汉之间联络员，程潜推荐他为长沙绥署副主任。 程潜把自己的分析对唐星说了，说：“你到白健生那里看看有什么动静？如要逼我去广西，务必设法开脱。” 唐星来到白崇禧在长沙的官邸后，白崇禧对唐星说：“我决定把指挥部迁到衡阳，长沙的事要子良（陈明仁）负责，颂公（程潜）和他的保安部队，撤入广西境内，烦你对颂公禀报一声。” 唐星虽然吃惊，但他表面不露声色，不紧不慢地说：“共军指日南下，颂公老迈，后撤广西境内，甚是安全，白公虑事很周全呀！不过……” 唐星故意把话顿了顿，白崇禧问：“不过什么？” 唐星笑了笑说：“白公若把湖南这几万保安部队弄到广西去，一则造成后方交通拥挤，二则增加广西给养负担，三则万一闹起事来，酿成内乱，后方不稳。此三者乃兵家之大忌也。” 白崇禧一听有理，不觉问道：“那你有何高见？”“高见不敢。此事在下早有所虑！”唐星胸有成竹地说，“邵阳地处交通要冲，有公路通衡阳，川、黔边界又尽在白公控制之下。如果把程潜和长沙绥署移往邵阳，谅他跑不出你的手心。万一战况有变，还可令他退入川黔边界，与白公会合。这样既可稳住湖南民众之心，又可制约程潜，此乃万全之策！” 一席话说得白崇禧心有所动，不过他对程潜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说：“你的考虑很有道理，我想让你去邵阳指挥长沙绥署，颂公嘛，还是到广西为妥。” 唐星说：“白公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谢，但颂公若不去邵阳，我万难从命。” “为什么？”白崇禧问。 唐星说：“没有这块牌子，我何能服众！” 白崇禧犹豫了一会儿，才把手一挥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拴在唐星心上的一块石头稍稍落了地。于是他又进一步提出撤换邵阳警备司令让魏镇取代（魏镇系桂系军人，不过他暗中支持程潜和平主张的，后来他在邵阳带领部分保安部队起义），白崇禧表示同意。 唐星告辞白崇禧后，马上去湖南省府找到程潜，把这段经过讲给程潜听。程潜非常感动，紧握住唐星的手说：“感谢你，为湖南和平事业立了一功啊！” 送别唐星后，程潜立即部署邵阳之行：他召集省府高级官员会议，安排去邵人员；接着又在省府礼堂对干部训话，说明出巡邵阳的意义；他示意舆论界，造点声势。省会几家主要报纸，立即登出“程主席将于近日内出巡邵阳”的醒目消息；他还下手令给陈明仁，着他代行省主席职务。总之，一切表面工作都在按白崇禧所谓的“绥署西迁邵阳”的指示进行。 程潜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周密的安排，使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对这一切十分放心。1949年7月21日8时许，程潜率领省府的部分官员离开长沙，向邵阳而去。 程潜的座车来到南门口，缓缓停靠路旁。协助程潜起义的程星龄早已等候在这里，他是为了避免白崇禧见疑，而特地安排中途上车的。白崇禧对程潜行踪十分“关心”，他早已打电话给魏镇，嘱他及时报告程潜行踪，而他哪里知道魏镇早与他离心离德。 程潜到邵阳以后，立即紧张地筹备起义。第二天，他派李觉到东安请唐生智来邵共商起义大计（后因唐生智怕目标太大引起白崇禧施加压力而未如约）；23、25日，程潜又秘密会见了地下党派到邵阳联络起义的张立武、刘寿棋等人，就起义通电发表的时机、地点、邵阳部队的部署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程潜认为：起义通电在长沙发表影响大，比较合适，并嘱程星龄等起草起义通电；他接见了六十三师师长汤季楠，嘱他好好掌握部队迎接和平解放。汤是程潜旧部，赞成起义，听了程潜的话非常高兴。 程潜走后，陈明仁便去省府办公，履行代主席职权。此时正值解放军兵分两路进入湖南：东路自7月18日至25日解放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醴陵等县镇；西路解放华容、澧县，向常德、桃源方向急进。 白崇禧离开长沙退守衡阳之前，下令空室清野，抢修城防工事，军警宪兵布满街头。许多不明内情的人，害怕长沙成为四平街第二，因此军民人心动荡。 陈明仁清楚，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他就职后连续发表讲话，含蓄表明主张。7月21日，陈明仁在就职典礼上说：“我是湖南人，所以，我决不在市内作战，要使长沙市人民听不到枪声。” 长沙军民从陈明仁这些话语中，听出了一些动向，加上陈明仁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如恢复交通、惩罚地痞流氓、派出军警维护秩序，使军心、民心较为安定了。 白崇禧自认为在逼走程潜后，大局已定，不料不久后陈明仁就将程潜秘密接到长沙，长沙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了，而白崇禧直到起义通电发表后，这才大惊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