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初，蒋介石派蒋经国先去广州，找陈立夫密谋策划，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拥蒋活动。李宗仁迫于压力，打电话给表示要去台北，蒋介石故作谦让：“德邻，目前正是多事之秋，还是我去广州吧！” 7月13日，蒋经国告诉李宗仁，说蒋介石将于15日乘专机抵达广州。李宗仁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做好迎接蒋介石的准备。 可是第二天上午，李宗仁突然接到蒋经国的电话，通知说蒋介石已抵达广州。李宗仁一听，脱口而出：“不是说明天到吗？怎么改变了？”他感到蒋氏父子对他太过分了，连行踪都不说真话，很不高兴，但又没办法，只得苦笑一声，说：“我现在就去看望蒋先生。” 蒋经国婉言拒绝说：“这就不必了，父亲即刻去你那里。” 一会儿，蒋介石便到了李宗仁所在的迎宾馆。双方客套一番后，李宗仁说：“和谈已经破裂，两广形势危急，白长官的部队已处于共军的环形包围之中。国防部为了拦腰斩断共军的包围和固防广州，已下令调胡琏第12兵团和李延年第6兵团入粤布防。可胡、李二人不听调遣，希望蒋先生出面讲讲，督促两兵团尽快入粤增援。” “有这等事？”蒋介石故作惊讶，表示要督促胡琏、李延年兵团服从调遣，并说广州是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定要坚守。但实际上，蒋却根本没有敦促胡琏、李延年的意思。 李宗仁继续诉苦，说眼前财政赤字已不可收拾，连办公经费都凑不够数，他已拉不开栓，希望能运用台湾所存金钞。 蒋介石绕开话说：“台湾所存金钞只能是杯水车薪，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还得多组织税收。不过，我早就说过，我会全力支持你的。这件事情，我们商量一下再说吧？” 李宗仁见对方只是敷衍，决定已没有谈的必要，就站起来说：“你刚到，休息一下吧。” 蒋介石离座告辞，不过他不但没有休息，反而比李宗仁想象的还要忙。经过几天的忙碌准备，7月15日到20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广州梅花村陈济棠旧寓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 第一个会议是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广东将领和驻广东的将领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罗卓英、刘安琪、方天和胡琏等人外，从外地陆续到达的有胡宗南、宋希濂、孙震、谷正伦、何绍周、卢汉、孙元良、罗广文、李文、裴昌会、李振、钟彬、陈克非、郭汝瑰、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董其武、陶峙岳这两个省主席借故未到。李弥、贺国光因另有任务请假，白崇禧由于战事紧迫也没有到会。 广州会议期间，并没有解决任何有用的问题，因为就那么点家当，并且大都转移到台湾去了，所以这个会议看起来热热闹闹，其实是个无用的会议。 接着，蒋介石又召开了扩大会议。他巡视着在座的人群，想极力找出黄埔系的熟悉面孔，但投入眼帘的陌生面孔却越来越多，他心中不悦，强忍怒火说：“鉴于非常时期，机构分散，不便集中决策，我提议特设‘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权力机构，我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兼任主席，德邻任副主席。” 如此一来，李宗仁的代总统权力无形中要受制于蒋介石。李宗仁按捺不住了，当场顶撞说：“蒋先生，你这个非常委员会有设立的必要吗？” 蒋介石不容置疑地说：“我刚才已经讲了，值此非常时期，只有设立非常委员会才能担负使命。” 李宗仁气愤地说：“既然如此，那我这个代总统还干什么呢？” 蒋介石说：“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 李宗仁不甘心自己费尽心机得来的代总统职位被一笔勾销，据理力争说：“这种一国三公，政出多门的情形，叫我如何效力。” 散会后，李宗仁回到宾馆，想起南京解放后后，自己回到桂林本打算不再当什么代总统了，当了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亲自找到他，恳请他到广州主政，蒋介石也答应了六条放权措施，他才勉为其难到广州的。可到了广州这些日子，蒋介石不仅没有放权，而且还悄悄派李及兰为广州警备总司令。昨天又不经府、院同意，私自下命令撤销朱绍良福建省主席之职，由汤恩伯接替其职。如今，又突然炮制一个什么“非常委员会”，这还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吗？ 气愤异常的李宗仁，决定再去找一次蒋介石，见面后，蒋显得非常客气，但是谈话中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李宗仁状，只得告辞离开。 在李宗仁离开后不久，蒋经国急匆匆地拿来一封电报，蒋介石拿来一看，大为震惊，原来是宋希濂部被解放军歼灭一万余人，残部败退向川东。蒋氏父子随后乘飞机前往重庆，部署西南的防御。 留在广州的李宗仁，既无财权，也无兵权，即使是白崇禧也和他貌合神离，桂系将领大都是亲白的，此时对李宗仁而言，代总统这是位置实在是如同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