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何应钦在见到郑洞国后，对他说：“美国人狂妄自大，英国人又太滑头，罗卓英、杜聿明都同他们处不来，你去后务必小心行事。“要以充分的耐心和美英盟军将领打交道，尽量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做好驻印军内部的团结工作。” 就在几天前，郑洞国接到侍从室的急电，让他马上前往重庆等候蒋介石召见。郑洞国认为：侍从室直接越过战区长官单独召他回去，而且催促得很急，很可能是要他接受一项重要任务。 在重庆面见蒋介石时，蒋介石很直接地对郑洞国说：“我准备委派你去印度，担任驻印军新编第1军军长，你的想法如何?” 郑洞国一下怔住了，说：“带兵打仗我有些经验，但要在国外与洋人打交道，我完全是外行，如果搞得不好，岂不贻误抗战大局。” 蒋介石十分理解郑洞国的难处，安慰说：“你去那里是会有困难的，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容易，但抗战需要盟国帮助，必须有人担负这项重任，我反复考虑过，你去是最合适的。” 郑洞国不再犹豫，表态说：“报告校长，我愿意去印度兰姆伽！” 接着，蒋介石让郑洞国去找何应钦，何应钦向他介绍基本情况：新编第1军归史迪威指挥，下辖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驻印军总部编制强大，直辖装甲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虽然不归新编第1军统属，但应发挥联系作用。 为什么选择郑洞国去印度，曾任新编第1军上尉参谋的黄仁宇回忆说：“郑洞国内向保守、温文儒雅，在国军将领中以谦逊知名。他的长处在于坚韧不拔，从来不喜欢邀功请赏，懂得尊重长官，能够接受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蒋介石派他去统率新编第1军，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郑洞国的工作难度不小，他既要想方设法同美国人处好关系，又要在美方面前维护国民政府和军队的威信、利益。为了顾全大局，还不得不拿出相当的时间与精力，缓和、化解驻印军对美国人的种种不满情绪。 而在史迪威看来，驻印军总部直接指挥新编第22、第38师即可，因此变着法缩小郑洞国的权限。按照国军编制，军级单位应有直属部队，如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特务营(警卫营)等，史迪威不同意成立，郑洞国的军部只有三四十人的编制，只好抽调新编第22师特务连担任日常警戒。 罗学万时任新编第1军作战参谋，他回忆说：“郑洞国是驻印军的最高指挥官，但他使用的是一部英式旧车，远远比不上史迪威、柏特诺等人坐的美式新车。” 兰姆伽基地的训练作业热火朝天，在英美军事后勤体制保障之下，驻印军伙食不愁，用于实弹射击的弹药管够，比起国内简直天壤之别。郑洞国心情复杂，美国联络官业务水平靠谱，但权限过大，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不打招呼带往训练场。 中西文化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加上有些联络官自视过高，矛盾纠纷此起彼伏。柏特诺等军官更是盛气凌人，甚至仪仗队调用都要指手画脚：“如果不经过总指挥部的同意，随便派遣部队的话，我们美国军官干脆回去算了!” 1943年盛夏，史迪威擅自撤换总部副参谋长温鸣剑，终于引发驻印军将领集体反弹。8月14日，郑洞国致电陈诚转报重庆，力保温鸣剑，孙立人、廖耀湘平日言行谨慎，此次也明确表示无法容忍美英军官的跋扈。 虽然有重庆国民政府的来电支持，但是柏特诺态度顽固，说什么“驻印军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军中事务包括人事必须听命于总指挥部，即使国民政府也不得过问”。 郑洞国据理力争，反驳说：“我们不能接受殖民地式的待遇！” 蒋介石也是非常气愤，电令何应钦纠正史迪威“何以对于人事调动，不先请准本委员长而擅自撤委”。后来，温鸣剑还是被召回国述职，调任第三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同意李申之继任总部副参谋长。 相对而言，中美双方底层官兵相处还是相对比较融洽，战车营中士邱枫回忆说：“虽然语言不通，但和美国大兵碰到时，相互间总会使出各种奇怪的方式来表示友好，比如趁对方不注意踢他的屁股、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打一架、用怪词称呼对方，然后大家抱成一团，拍着手哈哈大笑。” 雨季即将结束之际，史迪威迫不及待地指挥驻印军向缅北发起了进攻。当时年仅25岁的黄仁宇初生牛犊不怕虎，两次直言劝说郑洞国：“身为高级将领，应该多出现在前线”。结果惹来一贯随和的郑洞国的发火。当然，作为一名尉级军官，黄仁宇显然无法理解郑洞国心头之痛楚。 不过，为人敦厚的郑洞国，后来却非常公允地评价了史迪威，他说：“应当承认，史迪威毕竟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 驻印军后来的反攻功绩，郑洞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相比最早的人选邱清泉，郑洞国明显更能胜任，这也是蒋介石难得的用对一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