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途经昆明时，遇到了初恋张若名。谈话间，周总理轻声询问：“你是否愿意回北京工作？” 1919年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全国的民族主义热潮，张若名在天津的反响中也不甘落后。她和几所女子院校的学生一起成立了“爱国同志会”，张若名担任评论部部长，积极参与组织请愿活动，反对当局对学生的镇压。张若名在该团体的刊物《觉悟》上发表了激进的女权观点，她的文章强调女性自我解放的重要性。 张若名与周恩来的关系在共同的政治活动中逐渐加深。他们一起策划和领导了许多爱国运动，探讨如何通过革命行动改变中国的未来。1920年初，他们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天津警方逮捕， 在密闭的监狱生活中，周恩来承担起了对张若名全方位的关怀，从日常生活的琐事到精神上的支持，两人的关系因此变得更加紧密。据邓颖超在晚年回忆，她曾与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谈论过那段岁月，提到“觉悟社”的成员都认为，若非周恩来坚持独身主义，他和张若名本可成为理想的伴侣。 张若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因此入狱，这让她的父亲极度愤怒，甚至威胁要断绝与她的父女关系，并急于将她嫁出去以避免更多麻烦。为了逃避家族安排的婚姻，张若名决定离家出走。1920年11月7日，她与周恩来、郭隆真等190名热血青年在上海登上了前往法国的“波尔多斯”号邮轮，开始了他们的勤工俭学之旅。当时只有16岁的邓颖超由于年纪过小，无法与他们一同前往。 在法国，周恩来和张若名决定放弃独身主义，很快从战友发展成为恋人。这段恋情并未持久。共青团的主要领导人任卓宣和张若名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任卓宣的极端思想和不接受反对意见的态度让张若名感到十分困扰。在任卓宣的指挥下，张若名在一次会议中不慎暴露了身份，差点被法国警方驱逐出境，这让她的处境变得异常艰难。 任卓宣后来返回中国，在短暂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不幸被捕并最终变节，成为国民党在思想宣传领域的重要人物。与此周恩来被派离法国，而他的挚友郭隆真则前往苏联深造，留下张若名在法国孤独无助。因家庭出身和其他因素，张若名面临组织的严格审查。在这种重压之下，她选择退出党组织，专注于在法国的学业。 张若名的学术表现非常出色，她不仅通过了大学的入学考试，还得到了一位赞赏中国文化的法国参议员遗孀的资助，从而解决了她的学费问题。周恩来与张若名因此在人生道路上渐行渐远，周恩来继续在欧洲多国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而张若名则追求一个平静的留学生活。 1928年，周恩来在参加完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之后，途径欧洲回国。在法国，他与张若名有了一次短暂的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周恩来告知张若名，自己已经与邓颖超结婚，并在谈及革命事业时表达了对当初战斗在一起的同志们各自命运的感慨。 后来，郭隆真注意到张若名一直独身，便想到了自己在法国的同乡杨堃，郭隆真热心地安排两人见面，并努力促成这段关系，最终帮助两位优秀青年建立了长久的伴侣关系。 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哲学观》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得到了安德烈·纪德本人的高度评价。该论文先后在法国里昂和中国北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广泛的学术讨论和赞誉。获得学位的次日，张若名携夫杨堃启程返回中国。 回国后，张若名被任命为北平中法大学的文学教授，而她的丈夫杨堃则回到资助他出国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执教。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不愿为侵略者效力，张若名辞去了教职，专注于法文的深入研究。战后，尽管接到了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邀请，张若名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拒绝参与政治活动。 1948年4月，张若名与杨堃夫妇应邀到云南大学任教。1955年4月8日，正值周恩来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他安排了与张若名和杨堃的会面，并共同用餐。张若名对周总理的到访感到非常高兴，她立即向丈夫介绍周恩来。周总理在会面中表现出极具风趣和幽默的一面，他鼓励两人致力于学术研究，并希望他们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更多的人才。 周恩来的友好谈话令张若名夫妇深受感动，他们承诺将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周恩来还带来了邓颖超的问候，他开玩笑地说：“来之前，小超特意嘱咐我要来看看若名姐，现在看到你过得这么好，小超也可以放心了。”随后，周总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询问张若名夫妇是否愿意回到北京工作，然而，出于对当前生活的满意以及对个人职业路径的考虑，张若名最终婉拒了这一邀请。 时间流转到1958年，张若名最终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这一事件给她的亲人和朋友们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周恩来和他的夫人听闻此事后，深感愤慨，并持续关注这一事件。